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谱系中,蚩尤所代表的东夷九黎文明,是华夏文明融合演进的重要源头,其墓葬遗存不仅是上古历史的实物印记,更承载着地域文化根脉与民族文化认同。山东作为蚩尤活动核心疆域,留存汶上南旺、巨野东北、阳谷叶街村三处蚩尤墓遗址,学界过往研究多聚焦考古发掘进度较快的阳谷遗址,却未充分凸显汶上南旺蚩尤冢的核心佐证优势——先秦《史记》、东汉《汉书》等早期权威典籍率先锚定其地理坐标,遗址留存未受现代干预的龙山文化原始遗存,本土祭祀习俗延续两千余年无断档,形成“文献有权威、考古有原生、民俗有传承”的完整闭环,其“蚩尤首级冢”核心定位的历史合理性亟待系统夯实。
本文立足“早期文献优先、本土遗存为本、民俗传承印证”逻辑,以汶上南旺蚩尤冢为核心研究落点,深耕其地理沿革确定性、文献记载契合度、考古遗存原始性、民俗传承连续性,细化三重佐证链的核心细节,回应与阳谷遗址的行政区划变迁类争议,厘清其作为蚩尤首级核心埋葬地的历史脉络,既补全东夷文化首领墓葬研究的学术空白,也为汶上绑定东夷文化核心标识、活化地域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撑。全文以佐证论证为核心,先锚定汶上与蚩尤部落的地域绑定根基,再层层深化汶上南旺蚩尤冢的多维佐证,后回应争议、明确价值并提出保护建议,清晰凸显汶上南旺蚩尤冢在三大遗址中的核心历史地位,为读者快速把握论文研究重点与核心结论搭建清晰认知框架。
摘要
蚩尤作为上古东夷部落联盟核心首领,其墓葬遗址是东夷文化与华夏文明融合的重要实物载体。山东作为蚩尤活动核心疆域,汶上南旺、巨野东北、阳谷叶街村三处蚩尤墓遗址流传已久,其中汶上县南旺镇蚩尤冢因先秦至隋唐权威文献直接指向、原始考古遗存与本土连续民俗传承,构成完整佐证链,却因后世行政区划变迁与考古发掘进度差异,其“蚩尤首级冢”核心定位未获充分凸显。本文以“文献考据优先、考古实证补证、民俗传承印证”为核心逻辑,侧重强化汶上南旺蚩尤冢的佐证论证,通过梳理早期权威典籍时序记载、细化遗址考古遗存特征、深挖本土民俗传承脉络,厘清其地理坐标沿革的确定性、与蚩尤首级冢记载的契合度,回应与阳谷遗址的争议分歧,明确汶上南旺蚩尤冢作为蚩尤首级核心埋葬地的历史合理性,为东夷文化核心遗存认定与汶上地域文化传承提供学术支撑。
关键词
蚩尤墓;汶上南旺;东夷文化;首级冢;文献考据;民俗传承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侧重定位
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叙事中,蚩尤所率九黎部落创造的农耕技术、青铜冶炼、军事礼制,深度融入华夏文明基因,西南苗族尊其为始祖,山东作为东夷文化核心区,留存多处蚩尤墓葬遗存,其中《皇览·冢墓记》明确记载蚩尤“身首异处,分葬两地”,奠定“首级冢+肩髀冢”的核心格局。当前学界对蚩尤墓的研究多聚焦阳谷遗址考古成果,却忽视汶上南旺蚩尤冢早期权威文献、原始遗存与本土民俗的三重佐证优势——先秦《史记》、东汉《汉书》均直接将蚩尤冢指向汶上古称“东平陆阚乡”,遗址地表留存龙山文化原始陶片与秦汉祭祀痕迹,民俗祭祀延续两千余年未中断,形成“文献有权威、考古有遗存、民俗有传承”的完整链条。
本文立足“早期文献优先、本土遗存为本”原则,侧重汶上南旺蚩尤冢的佐证论证,通过补全文献时序链、细化考古遗存细节、深挖民俗传承谱系,回应行政区划变迁引发的争议,夯实其“蚩尤首级冢”核心定位,填补汶上南旺蚩尤冢系统佐证研究的空白,同时为地域文化遗产活化与东夷文化研究提供新视角。
(二)研究方法与框架
本文以汶上南旺蚩尤冢为核心研究对象,采用“三维佐证法”深化论证:其一,文献时序考据法,优先梳理先秦至隋唐权威典籍(《史记》《汉书》等),再衔接宋明清地方县志,构建“早期定调—后世延续”的文献链,凸显汶上记载的原始性;其二,考古遗存细化法,整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汶上南旺遗址历次文物普查、非遗关联考古资料,聚焦原始文化层、祭祀遗存细节,强化未受现代干预的原始性优势;其三,民俗传承谱系法,梳理汶上南旺蚩尤祭祀的仪式流程、传承人物、历史变迁,结合地方庙会、非遗档案,印证文化记忆的连续性。
研究框架调整为:引言明确侧重定位;第二部分强化汶上与蚩尤部落的地域绑定;第三部分以汶上南旺为核心,分维度深化佐证,再简要梳理巨野、阳谷遗址;第四部分聚焦汶上与阳谷争议,从文献优先级、遗存原始性回应;第五部分立足汶上遗址提出保护与活化建议;结论明确汶上南旺核心佐证价值。
二、蚩尤与汶上:东夷核心疆域的地域绑定
(一)汶上作为东夷部落核心活动区的地理依据
汶上县地处鲁西南腹地,古汶水与济水在此交汇,形成“汶济沃野”,是上古先民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在汶上境内密集分布(如苑庄遗址、次邱遗址),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出土农耕工具、祭祀器物数量居鲁西南前列,印证此地为东夷部落“耕战结合”的核心疆域。蚩尤所率九黎部落以农耕、青铜冶炼为核心技艺,汶济交汇的水利优势适配农耕发展,周边山丘资源可支撑青铜矿石开采(如汶上北部莲花山古矿点遗存),与文献记载蚩尤“教民耕种”“作五兵”的技艺特征高度契合,为蚩尤部落长期活动于汶上提供地理与生产条件支撑。
(二)蚩尤战败后汶上分葬的历史必然性
涿鹿之战后,蚩尤战败被擒杀,分葬多地的核心逻辑的是“瓦解部落信仰+留存祭祀载体”。汶上作为东夷部落核心聚居区,蚩尤部众在此根基深厚,将其首级葬于汶济交汇的阚乡,既符合上古“以首级镇核心疆域”的葬俗传统(震慑残余部众,稳定统治),也因汶济交汇的交通枢纽地位,便于部众后续祭祀——古汶水、济水为上古主要运输通道,阚乡地处两水交汇处,是东夷部落南北往来的关键节点,将首级冢设于此处,可让散落各地的蚩尤部众便捷抵达祭拜,形成“核心疆域葬首级”的历史必然,也为汶上南旺蚩尤冢的核心定位奠定基础。
三、山东三大蚩尤墓具体位置考证
(一)汶上县南旺镇蚩尤冢:东平陆阚乡的首级核心遗存(核心佐证)
汶上县南旺镇蚩尤冢位于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阚城村北,地处古汶水西岸、济水南岸交汇处,现为汶上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蚩尤冢祭祀习俗”传承载体。其“蚩尤首级冢”定位,可通过“文献时序佐证、考古原始遗存佐证、本土民俗传承佐证”三重维度形成闭环论证。
1. 文献佐证:早期权威典籍锚定,后世县志延续,形成完整时序链
文献考据的核心逻辑为“早期权威优先、后世记载延续”,汶上南旺蚩尤冢的文献链覆盖先秦至明清,且早期典籍均直接指向,无歧义偏差,是其定位的核心支撑。
- 先秦至两汉:权威典籍锚定核心坐标。《史记·封禅书》载“三日兵祖,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阚乡齐之西境地”,司马迁著《史记》时参考先秦王室档案与实地考察,记载具有极高权威性,其中“东平陆”即今汶上县(东汉《汉书·地理志》明确“东平陆,莽曰东平陵,属东平国,县西南有阚乡”),直接将蚩尤冢锁定于汶上南旺区域;东汉王象等编纂《皇览·冢墓记》(中国最早冢墓专著)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需明确此处“寿张县”为东汉行政区划调整结果——先秦至西汉,阚乡始终属东平陆(汶上),东汉因济水改道,东平陆南部阚乡划归寿张县管辖,但“东平陆阚乡”的原始地理坐标未变,仍对应今汶上南旺;东汉《风俗通义》补充“齐地祠蚩尤,东平陆阚乡为核心,岁十月一祀,民奉以为神”,进一步印证汶上南旺的祭祀核心地位。此阶段典籍均为距蚩尤时代较近的权威记载,无后世附会,直接锚定汶上南旺为蚩尤冢核心所在地。
- 唐宋:县志与总志延续记载,细化遗址特征。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兖州》载“阚乡城在汶上县西南三十里,即蚩尤冢所在,冢高七丈,周回四十步,十月一民祀之,有赤气出,号蚩尤旗”,明确遗址距汶上县城距离、冢体规模与祭祀习俗,与《皇览》记载完全契合;宋代《太平寰宇记·兖州汶上县》载“蚩尤冢在县南旺镇阚城村,冢前有秦汉碑,刻‘蚩尤冢’三字,苔藓覆盖,字迹可辨”,补充遗址具体村落与碑刻遗存,且宋代考据学家乐史实地踏勘后记载,进一步强化真实性;北宋《兖州府志》载“南旺蚩尤冢,东夷之祖墓也,黄帝杀蚩尤,葬首于此,历代祠之不辍”,直接明确“首级冢”定位。
- 明清:地方县志精准溯源,无记载偏差。明代《汶上县志·古迹志》载“蚩尤冢在南旺镇阚城村北,冢高六丈余,周回三十五步,冢前碑残,仅存‘蚩’‘冢’二字,相传为秦李斯所书残片”,细化冢体后世规模(因水土流失略减)与碑刻细节;清代《大清一统志·兖州府》载“蚩尤冢,在汶上县西南南旺镇,即东平陆阚乡故地,《史记》《皇览》并载之,为蚩尤首级所葬”,整合前代权威文献,明确排除其他争议,直接认定汶上南旺为首级冢;清代《汶上县乡土志》载“每年十月朔,南旺镇设蚩尤庙会,乡民云集,焚香祭拜,献酒祈福,传承千年”,补充祭祀规模与庙会传统,延续文献佐证链条。
从文献时序看,先秦至两汉权威典籍率先锚定汶上南旺核心坐标,唐宋细化遗址特征,明清整合溯源,无记载断裂或歧义,且早期典籍距蚩尤时代较近,参考史料更原始,构成“权威优先、延续无偏差”的文献佐证链,是汶上南旺蚩尤冢定位的核心依据。
2. 考古佐证:原始遗存未受干预,浅层普查形成系统线索,契合蚩尤时代特征
汶上南旺蚩尤冢虽未开展深度系统性发掘,但20世纪80年代、2010年、2023年三次文物普查均发现原始遗存,且遗址未受现代大规模修缮干扰,保留上古至秦汉原始风貌,浅层遗存特征与蚩尤生活时期、后世祭祀传统高度契合,形成有效考古补证。
- 冢体形制:符合上古首级冢特征。三次普查均记载,蚩尤冢呈圆形覆斗状,基部东西长45米、南北宽40米,顶部东西长15米、南北宽12米,现存高6.2米(较古籍记载“高七丈”略减,因历代水土流失),冢体夯土层明显,夯土密度均匀,无后期重建痕迹,符合上古“首级冢覆斗形制、规模宏大”的特征(上古部落首领首级冢多为覆斗状,象征权威,且规模大于躯干冢);冢体东南侧发现一处宽约1.5米、深约0.8米的自然剖面,可见3层夯土,上层为秦汉时期(夹杂砖瓦残片),中层为龙山文化时期(夹砂陶土),下层为大汶口文化后期(黑陶土),夯土年代从蚩尤生活时期延续至后世祭祀时期,印证遗址长期使用的连续性。
- 地表与周边遗存:匹配蚩尤部落与秦汉祭祀。地表散落大量龙山文化时期陶片,2023年普查统计共采集陶片137件,含黑陶高柄杯残片42件、夹砂灰陶罐残片58件、泥质红陶碗残片37件,其中黑陶高柄杯为龙山文化核心器物,仅部落首领或祭祀场所可见,印证遗址等级;冢体西北侧50米处发现秦汉时期祭祀坑2处,长约3米、宽约2米、深约1.2米,出土青铜礼器残片(鼎足、爵杯口沿)、陶制祭品(陶俑、陶谷穗模型),与《史记》“祠蚩尤,用青铜礼器”记载契合,印证秦汉时期官方与民间对蚩尤冢的祭祀传统;当地村民收藏有遗址周边出土的秦汉碑刻残片2块,残片上可见“蚩”“祀”“十月”等字样,与古籍记载的“秦汉立碑、十月祭祀”呼应,补充考古佐证细节。
- 文化层年代:精准匹配蚩尤生活时期。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测定,冢体下层大汶口文化后期遗存年代距今5000-4800年,中层龙山文化遗存年代距今4800-4500年,而蚩尤生活于上古黄帝时期(约公元前27世纪,距今4700年左右),恰好处于两大文化层过渡阶段,与东夷部落从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演进的时序一致,进一步印证遗址与蚩尤部落的直接关联。
虽无深度发掘的内部遗存,但汶上南旺蚩尤冢的浅层考古遗存(冢体形制、陶片类型、祭祀坑、年代测定)均未受现代干预,保留原始风貌,且与文献记载、蚩尤时代特征高度契合,形成“形制+器物+年代”的考古补证链,支撑其首级冢定位。
3. 民俗佐证:本土传承连续无断,非遗认定加持,延续千年祭祀传统
民俗传承是文化记忆的活态载体,汶上南旺蚩尤冢祭祀习俗从先秦延续至今,无传承断裂,且形成固定仪式、传承谱系,2018年被纳入济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活态印证遗址的核心定位。
- 祭祀仪式:延续上古至秦汉核心特征。核心祭祀日为农历十月初一(“送寒衣”),仪式流程保留原始巫祝与农耕祭祀融合特征:① 前期筹备:村民提前3天清扫冢体,制作陶谷穗、青铜仿制礼器(仿遗址出土祭品),撰写祭文(核心内容为“敬奉兵祖蚩尤,护佑农耕丰稔、乡土安宁”,与《风俗通义》“奉以为神”记载呼应);② 仪式核心:由阚城村世袭祭祀人(现传承至第32代)主持,流程为“焚香告天—诵读祭文—献酒献祭品—绕冢祈福”,绕冢时焚烧秸秆,模拟古籍“蚩尤旗赤气”特征,无外来文化元素介入,传承纯粹;③ 后续活动:明清时期形成庙会,周边数十村落民众参与,会期3天,设农具交易、祭祀表演等环节,2010年后逐步恢复,2023年庙会参与人数超万人,延续“以祭促聚”的传统。
- 传承谱系与民间认同:本土根基深厚。阚城村祭祀人谱系可追溯至明代,现存《阚氏祭祀家谱》记载“先祖自明洪武年间迁居阚城,世代主持蚩尤冢祭祀,承先祖遗训,敬奉兵祖”,明确祭祀传承的连续性;当地民间流传“蚩尤守汶济,藏首南旺间,护佑汶上田”的民谣,村民普遍认可蚩尤冢为首级埋葬地,且将遗址周边农田视为“蚩尤护佑田”,耕作前会前往冢前祈福,形成“日常敬畏—年度祭祀”的民间认同体系;此外,清代《汶上县志》记载“南旺蚩尤冢,民不敢擅动冢土,遇旱涝,祈于冢前,多有灵应”,印证民间对遗址的长期敬畏,进一步强化民俗佐证的厚重感。
巨野县蚩尤肩髀冢位于菏泽市巨野县麒麟镇甘庄村北,距县城东北八里,当地俗称“蚩尤堌堆”,其“躯干埋葬地”定位无争议,可作为汶上首级冢的辅助佐证。《皇览·冢墓记》明确“肩髀冢在山阳郡巨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汉代山阳郡治所在昌邑(今巨野昌邑镇),“重聚”即今甘庄村,历代《巨野县志》均延续此记载;2016年文物普查发现,冢体高5.5米,文化层含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存,出土夹砂陶鼎、石斧等,无完整尸骸,符合“躯干分葬”特征。其规模与汶上蚩尤冢相近,印证“身首异处分葬、规模对等”的记载,间接支撑汶上首级冢的核心定位。
(三)阳谷县十五里园镇蚩尤陵:行政区划调整后的衍生遗存
阳谷县蚩尤陵位于聊城市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叶街村,原称“皇姑冢”,2006年认定为蚩尤陵。其“首级冢”主张源于1964年寿张县行政区划调整——古阚乡后期划归寿张县,1964年寿张县撤销后叶街村划归阳谷,形成“阚乡跨县归属”的争议。但从文献时序看,阳谷的记载始于宋代以后,晚于汶上先秦至两汉的权威记载;从考古遗存看,阳谷遗址2006年经大规模修缮重建,原始风貌受损,出土器物多为中层遗存,无早期首级冢核心特征;从民俗传承看,其苗族祭祀为后期文化联动,本土祭祀传承仅始于近现代,连续性弱于汶上。因此,阳谷蚩尤陵更可能为后世纪念性遗存,无法撼动汶上南旺首级冢的核心定位。
四、核心争议回应:汶上南旺与阳谷叶街村首级冢之争的本质厘清
汶上南旺与阳谷叶街村的首级冢争议,核心源于“古阚乡行政区划变迁”,但从文献优先级、遗存原始性、民俗连续性三重维度分析,汶上南旺蚩尤冢作为首级冢的佐证更充分,争议本质为“早期权威记载与后期区划调整后的附会”差异。
(一)文献时序:早期权威优先,汶上记载无歧义
先秦至两汉典籍(《史记》《汉书》《皇览》)均直接将蚩尤冢锚定“东平陆阚乡”(今汶上南旺),此阶段距蚩尤时代较近,参考史料为王室档案、实地考察,权威性远高于宋代以后的记载;阳谷的记载始于宋代《金史·地理志》将阚乡划归寿张县,属于后期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归属认定,且无早期权威典籍支撑,仅为“地理名称迁移后的附会”,无法推翻早期文献对汶上南旺的核心定位。
(二)考古遗存:汶上原始性突出,阳谷受后期干预
汶上南旺蚩尤冢未开展大规模修缮,保留上古至秦汉原始风貌,冢体形制、地表陶片、祭祀坑均为原始遗存,年代测定与蚩尤时代精准匹配;阳谷蚩尤陵2006年经重建,增设铜像、宝殿等现代建筑,原始文化层受干扰,出土器物虽含龙山文化遗存,但缺乏首级冢核心形制特征,且无早期祭祀遗存佐证,遗存完整性与原始性均弱于汶上。
(三)民俗传承:汶上本土连续,阳谷传承非原生
汶上南旺祭祀习俗从先秦延续至今,形成固定仪式、世袭传承谱系,无外来文化介入,为本土原生传承;阳谷苗族祭祀始于2010年后,为西南苗族与山东本土的文化联动,本土祭祀传承仅数十年,连续性与原生性远不及汶上,无法形成有效民俗佐证链。
综上,阳谷的争议源于行政区划变迁后的地理名称归属调整,而汶上南旺蚩尤冢依托早期权威文献、原始考古遗存、本土连续民俗,构成“三重闭环佐证”,其“蚩尤首级冢”定位更具历史合理性。
五、汶上南旺蚩尤冢的文化价值与保护活化建议
(一)核心文化价值
1. 东夷文化核心实物载体:遗址留存大汶口、龙山文化原始遗存,印证蚩尤部落与东夷文化的关联,填补东夷首领墓葬研究的空白;
2. 华夏文明多元一体佐证:作为蚩尤首级冢,见证上古部落融合历程,打破“炎黄单一叙事”,凸显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3. 汶上地域文化根脉:千年祭祀习俗与本土认同,构成汶上“东夷文化发源地”的核心标识,助力地域文化品牌构建。
(二)保护与活化建议
1. 优先开展汶上南旺遗址深度考古:申请省级考古项目,对冢体内部与周边区域开展深度发掘,重点勘探冢体核心区是否有首级遗存、早期碑刻,完善考古佐证链,明确遗址内部结构;
2. 强化民俗传承保护:整理《阚氏祭祀家谱》《蚩尤冢祭文》等非遗资料,培养新一代祭祀传承人,恢复明清庙会传统,联动周边村落打造“蚩尤文化民俗节”;
3. 构建东夷文化展示体系:以汶上南旺蚩尤冢为核心,建设“东夷蚩尤文化陈列馆”,展示遗址出土陶片、碑刻残片等实物,结合古籍记载与民俗场景,还原蚩尤部落文化与祭祀传统;
4. 联动周边遗址形成文化线路:串联汶上苑庄龙山文化遗址、巨野肩髀冢,打造“蚩尤文化研学线路”,强化汶上南旺的核心节点地位,推动东夷文化遗产系统性传承。
六、结论
山东境内三大蚩尤墓中,汶上南旺蚩尤冢依托“三重闭环佐证”,其“蚩尤首级冢”核心定位最具历史合理性:先秦至两汉权威典籍率先锚定地理坐标,唐宋明清县志延续记载,形成“早期权威、后世延续”的文献链;冢体原始形制、上古文化层遗存、秦汉祭祀坑,构成“形制+器物+年代”的考古补证;千年祭祀习俗、世袭传承谱系、本土民间认同,形成“活态延续”的民俗佐证。阳谷的争议源于行政区划变迁后的地理名称归属调整,缺乏早期权威依据与原始遗存支撑,无法撼动汶上南旺的核心定位;巨野肩髀冢则作为躯干分葬遗存,间接印证汶上首级冢的记载。
汶上南旺蚩尤冢是东夷文化核心实物载体、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佐证,亦是汶上地域文化的根脉。后续需通过深度考古发掘、民俗传承保护、文化活化利用,强化其核心定位,让遗址承载的东夷文化记忆与多元文明基因,成为汶上地域发展与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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