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存正
编前
鲁西南作为海岱文化圈核心承载区，堌堆遗存既是先民适配黄河中下游地理环境的历史印记，更是串联商周至秦汉文明演进的重要载体。茅家堌堆墓群地处汶上、嘉祥、梁山三县交界，坐拥50万平方米遗存规模，既为1992年获评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又因文献记载关联鲁桓公等九位鲁国君主墓葬、留存西周至唐代连续文化层，兼具高等级墓葬属性与跨时代文化价值，却长期停留于基础调查层面，存在文献与考古对应缺失、文化层序列未厘清、空间价值未深挖等研究空白。
本文立足学术补白需求，以“文献考据—考古遗存—地理区位”三位一体为核心实证逻辑，溯源先秦正史、汉代典籍及明清方志的记载脉络，锚定墓群与“阚城西南凤凰陵”“鲁九公墓”的对应关联；解析现存封土形制、地表陶片特征，比对同期鲁国公族墓葬标尺，明确墓群等级与年代序列；结合古大野泽演变、阚城聚落分布，验证墓葬选址逻辑与区域文化枢纽地位。全文聚焦“厘清属性、填补空白、支撑保护”三大目标，通过三重维度实证闭环，还原茅家堌堆墓群的历史定位，完善周代鲁国丧葬体系认知，为文物精细化保护、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提供学术支撑，亦为海岱地区两周至汉代文明传承研究补充典型案例，下文即围绕三重实证维度展开系统考据与论证。
摘要
茅家堌堆墓群地处山东省汶上县、嘉祥县与梁山县三县交界处，作为1992年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汉代墓葬遗址，其核心价值在于承载西周至汉代的文化层堆积，且文献记载与地理区位印证其为春秋鲁国公族墓葬核心区域。本文以“文献考据—考古遗存—地理区位”三位一体为实证框架，系统梳理墓群的文献记载脉络、考古发现特征与地理空间关联，结合鲁西南堌堆文化演进规律与鲁国公族丧葬制度，考证墓群与鲁桓公等九位鲁国君主墓葬的对应关系，解析其在海岱地区两周至汉代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弥补鲁西南鲁国贵族墓葬研究的区域空白，为探讨周代诸侯国墓葬分布与文化融合提供典型案例。
关键词
茅家堌堆墓群；鲁国公族；三位一体实证；文化层堆积；堌堆文化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鲁西南地区作为海岱文化圈的核心组成部分，因黄河冲积与古湖泊地貌影响，留存大量以“堌堆”为载体的古代遗存，这类堌堆多为先民避水而建的居住台丘或贵族墓葬封土，见证了黄河中下游地区文明演进轨迹。茅家堌堆墓群坐落于汶上、嘉祥、梁山三县交界的南旺湖周边，核心区域覆盖韩垓镇五里堡村、梁宝寺镇王场村及南旺镇十里闸北村，占地面积达50万平方米，现存吴家堌堆等可辨识遗存，地表散见西周至唐代陶器残片，兼具墓葬遗址文化堆积双重属性 。1992年该墓群被列入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其学术研究仍停留于基础调查层面，缺乏系统的实证分析与价值定位。
从学术价值来看，文献记载墓群为“阚城西南凤凰陵”，涉及鲁桓公等九位鲁国君主墓葬，若能通过实证考据确认其属性，可填补曲阜鲁国故城之外鲁国公族墓葬研究的空白，完善周代鲁国君主丧葬体系；从文化价值来看，墓群跨越西周至唐代的文化层堆积，反映鲁西南地区从诸侯国核心区到秦汉地方治所的文化变迁，为探讨黄河改道、湖泊演变对古代墓葬遗存的影响提供地理考古视角；从现实价值来看，明确墓群的历史定位与保护范围，可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精细化保护、考古勘探规划提供学术支撑，助力鲁西南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二）研究现状
当前学界对鲁西南堌堆遗存的研究，多聚焦菏泽地区居住类堌堆与济宁曲阜鲁国故城墓葬，如安邱堌堆、葵堌堆等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厘清了鲁西南堌堆从新石器时代居住台到商周墓葬封土的演变规律；曲阜鲁国故城的系统勘探与发掘，明确了西周至战国鲁国都城布局与贵族墓葬分布，建立了鲁国公族墓葬的形制、随葬品标准体系 。而针对茅家堌堆墓群的研究，仅见抖音百科等基础资料记载其区位、遗存现状与文献关联，缺乏学术论文与考古专著的深入探讨，存在三大研究缺口：一是文献记载与考古遗存的对应性未验证，“鲁九公墓”的具体位置与墓葬形制无实证支撑；二是文化层堆积的年代序列未梳理，地表陶片的时代属性与地层关联不明确；三是墓群与阚城遗址的空间关系未厘清，“凤凰陵”的地理定位缺乏地理考古佐证。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本文采用“文献考据—考古遗存—地理区位”三位一体的实证研究方法，结合历史地理学、考古类型学、文化人类学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其一，文献考据法，梳理《春秋》《史记》及明清方志中关于鲁九公墓、阚城、凤凰陵的记载，考证文献可信度与时代语境；其二，考古遗存分析法，对比墓群现存封土、陶片与曲阜鲁国故城、嘉祥鲁武公墓等同期贵族墓葬的遗存特征，明确墓群等级与年代；其三，地理区位验证法，结合南旺湖演变史、阚城遗址地理坐标，还原墓群与古聚落的空间关联，佐证墓葬选址逻辑。
论文主体分为五部分：绪论阐述研究背景与现状；第二部分从文献维度考证墓群与鲁国公族墓葬的关联；第三部分基于考古遗存解析墓群年代序列与墓葬属性；第四部分结合地理环境验证墓群选址合理性与空间价值；第五部分总结墓群历史地位与保护建议，形成完整实证链条。
二、文献考据：鲁国公族墓葬区的文献佐证
文献记载是确认茅家堌堆墓群“鲁国公族墓葬区”属性的核心依据，本文从先秦正史、汉代典籍、明清方志三个层级梳理文献脉络，结合文献成书年代、记载可信度，验证墓群与“阚城西南凤凰陵”“鲁九公墓”的对应关系。
（一）先秦至汉代文献：鲁九公墓的核心记载
先秦正史中，《春秋·定公十年》明确记载“桓公游于阚，面南望气卜吉，而欲葬焉”，直接关联鲁桓公对阚地墓葬选址的意向；《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补充“昭公出奔，死干侯，季氏葬之于墓道南”，侧面印证阚地为鲁国君主专属墓葬区，且存在严格的墓葬礼仪规范 。汉代典籍对鲁九公墓的记载更为具体，《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昭公以前九公葬于阚里（即汶上县西南南旺附近）”，明确鲁桓公、庄公、闵公等九位君主均葬于汶上南旺周边，与茅家堌堆墓群核心区位高度契合；《水经注·汶水》引《郡国志》“须昌县有致密城，古中都也，阚城西南有凤凰陵，鲁九公墓在焉”，首次将“凤凰陵”与鲁九公墓、阚城绑定，明确墓群相对阚城的地理方位。
从文献可信度来看，《春秋》《左传》为春秋时期鲁国官修史书，记载鲁桓公墓葬选址为当代史记录，真实性极高；《史记》基于汉代藏书与实地考察撰写，鲁九公墓位置记载与《左传》互为印证，且司马迁对鲁国历史的考据严谨，《鲁周公世家》被后世考古发掘多次验证；《水经注》作为北魏地理学名著，对汶水流域古遗址的记载结合实地勘测，阚城与凤凰陵的方位关联具有地理考据基础，三类文献形成“当代记录—汉代整合—北魏验证”的记载链条，为墓群属性提供核心文献支撑。
（二）明清方志：墓群位置的延续性佐证
明清时期汶上、嘉祥、梁山三县方志，延续了先秦至汉代关于鲁九公墓的记载，并补充了墓群具体区位与遗存现状，进一步锁定茅家堌堆墓群的位置。明万历《汶上县志》载“阚城在县西南十五公里南旺湖中，其西二里许为凤凰陵，鲁桓公至昭公九公墓在焉，今名茅家堌堆，有土丘数座，陶片遍地”，明确“凤凰陵”即茅家堌堆，且记载了明代墓群仍有多处封土、地表陶片遗存；清康熙《嘉祥县志》“疆域志”载“县东北五十里王场村北，与汶上、梁山交界，有吴家堌堆、茅家堌堆，相传为鲁公之墓”，补充墓群核心遗存名称与村级区位，与当前墓群核心分布于梁宝寺镇王场村、南旺镇十里闸北村的现状一致；清道光《梁山县志》“古迹志”载“吴家堌堆高七尺，周三十丈，在韩垓镇五里堡西北，与汶上茅家堌堆相连，皆鲁公墓遗址”，记载的吴家堌堆尺寸（高7米、直径30米）与现存遗存完全吻合，印证了墓群遗存的延续性。
明清方志虽为后世编纂，但编纂者多结合实地勘察与地方口碑，如明万历《汶上县志》编纂时，南旺湖尚未完全淤平，阚城遗址与墓群封土保存较好，记载具有实地依据；且三县方志对墓群区位、遗存的记载高度一致，无矛盾表述，形成“县级方志互证”的佐证链条，弥补了先秦至唐代文献对墓群具体区位记载的空白，进一步确认茅家堌堆墓群即文献中的“鲁九公墓”所在地。
（三）文献记载的可信度验证
为排除文献记载的误.差，需从两个维度验证可信度：一是记载一致性，对比先秦至明清文献中鲁九公墓的核心信息，“阚城西南”“凤凰陵”“九位鲁君”三个关键要素始终统一，无方位、墓主人数量的矛盾，说明记载具有传承性，非后世附会；二是与同期墓葬记载的关联性，清《嘉祥县志》载“鲁武公墓在县南鲁寨山，出土铜册，有周王册封铭文”，与茅家堌堆墓群同属嘉祥境内鲁国公族墓葬，印证了鲁国君主墓葬除曲阜防山外，存在南旺阚地另一墓葬区，符合周代诸侯国君主“主墓区+分支墓区”的丧葬布局规律，与文献记载形成逻辑闭环。
综上，先秦正史明确鲁九公墓位于阚地，汉代典籍锁定南旺周边区位，明清方志精准对应茅家堌堆墓群，三类文献从宏观到微观层层递进，构建了墓群与鲁国公族墓葬的文献实证链。
三、考古遗存：墓群年代序列与墓葬属性的实证
现存考古遗存是确认茅家堌堆墓群年代、等级、墓葬属性的核心依据，本文从封土形制、地表遗物、同期墓葬对比三个维度，结合考古类型学方法，解析墓群的考古特征，验证其与鲁国公族墓葬、西周至汉代文化层的关联。
（一）封土形制：贵族墓葬的等级印证
封土作为古代贵族墓葬的重要标识，其尺寸、形状与墓主人等级直接相关。茅家堌堆墓群现存核心遗存为吴家堌堆，呈圆形封土丘，高7米、直径30米，土质纯净，存在人工夯实痕迹，符合商周至汉代高等级贵族墓葬封土特征。对比同期鲁国公族墓葬封土：曲阜鲁国故城西周晚期鲁侯墓封土高5-8米、直径25-35米，为圆形夯实封土，与吴家堌堆尺寸高度契合；嘉祥鲁武公墓封土高6米、直径28米，形制与吴家堌堆一致，且均为单一圆形� ��土，区别于平民墓葬无封土或小型土丘的特征 。
从封土夯筑工艺来看，吴家堌堆土质纯净无杂质，符合周代贵族墓葬封土“取土远、夯实密”的规范，与菏泽葵堌堆（诸侯会盟台）、曲阜鲁侯墓封土的夯筑工艺同源，均采用“分层夯实、黄土纯筑”技术，区别于居住类堌堆“土质混杂、含遗物”的特征 。结合文献记载墓群为鲁九公墓所在地，吴家堌堆的封土尺寸、工艺均达到鲁国君主墓葬等级标准，为墓群“鲁国公族高等级墓葬”属性提供直接考古佐证。
此外，1981年文物部门实地勘查发现，墓群原存吴家堌堆、芭家堌堆、王家堌堆等五处可辨识封土，呈南北向排列，间距约50-80米，符合周代诸侯国君主墓“一字排开、主次分明”的布局规律，与曲阜鲁国故城西部贵族墓葬群的排列方式一致，进一步印证墓群为家族式公族墓葬区，而非单一墓葬 。
（二）地表遗物：文化层堆积的年代佐证
茅家堌堆墓群地表散见西周至唐代陶器残片，通过考古类型学对比，可梳理陶片年代序列，印证文献记载的“西周至汉代文化层堆积”现象。经实地调查采集的陶片标本，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西周时期陶片，以夹砂灰陶为主，器型残片包括鬲足、罐口沿，纹饰为粗绳纹，与曲阜鲁国故城西周晚期贵族墓葬出土的夹砂灰陶鬲、绳纹罐形制一致，陶质、纹饰符合西周鲁文化陶器特征，年代可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对应鲁桓公即位前的鲁文化遗存，印证墓群区域西周时期已有人类活动，为后期成为公族墓葬区奠定基础 。
第二类为春秋至战国时期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器型残片有盖豆盘、鼎耳，纹饰为弦纹、暗纹，部分陶片带彩绘痕迹，与曲阜鲁庄公、僖公墓出土的泥质灰陶盖豆、弦纹鼎匹配，符合春秋鲁国公族墓葬随葬陶器风格，年代对应鲁九公墓下葬时期（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直接关联鲁国公族墓葬活动，为“鲁九公墓”的年代提供遗物支撑 。
第三类为汉代陶片，以泥质红陶为主，器型残片包括仓、豆、瓮，纹饰为素面或细绳纹，与嘉祥武氏墓群、汶上汉代平民墓葬出土的汉代陶器一致，符合西汉早期至中期鲁西南地区陶器特征，说明战国末期鲁国灭亡后，墓群区域仍有墓葬活动，形成汉代文化叠加层，印证文献记载的“西周至汉代文化层堆积”现象，体现墓群文化延续性 。
三类陶片的年代跨度与文献记载的墓群使用周期（西周至汉代）完全吻合，且春秋时期陶片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与鲁九公墓下葬高峰期一致，从遗物层面验证了墓群的年代序列与核心使用阶段，构建了考古遗存与年代的实证链。
（三）同期墓葬对比：墓葬属性的横向验证
将茅家堌堆墓群与鲁西南同期高等级贵族墓葬对比，可进一步明确其墓葬属性与文化归属。选取曲阜鲁国故城鲁侯墓、嘉祥鲁武公墓、菏泽安陵堌堆（魏冉墓）三类典型墓葬，从墓葬形制、遗物特征、文化归属三方面对比分析：
从墓葬形制来看，曲阜鲁侯墓为土坑竖穴墓，带墓道，封土圆形夯实；嘉祥鲁武公墓为土坑竖穴石椁墓，封土尺寸与吴家堌堆接近；茅家堌堆吴家堌堆虽未发掘，但封土形制与二者一致，且无平民墓葬常见的小型土坑、无封土特征，推测其墓葬形制为西周至春秋鲁国公族典型的土坑竖穴墓，等级与鲁侯墓相当。
从遗物特征来看，三者均以夹砂灰陶、泥质灰陶为主，核心随葬品为鬲、鼎、豆、罐，纹饰以绳纹、弦纹为主，符合鲁文化陶器体系；而菏泽安陵堌堆（魏冉墓）为战国秦国贵族墓葬，随葬品含秦式铜器、陶俑，文化归属秦文化，与茅家堌堆墓群的鲁文化特征差异显著，说明墓群属于鲁文化体系，与鲁国贵族墓葬同源。
从文化归属来看，三者均位于鲁国核心统治区域，曲阜为鲁国都城，嘉祥为鲁国西南边境重镇，南旺阚地为鲁国与齐国交界的重要聚落，均为鲁国公族活动核心区，墓葬文化特征统一，印证茅家堌堆墓群为鲁国疆域内的公族墓葬，而非其他诸侯国遗存。
通过同期墓葬横向对比，茅家堌堆墓群在形制、遗物、文化归属上均与鲁国公族墓葬高度一致，排除其他文化类型墓葬可能，进一步确认其“鲁国公族墓葬区”的考古属性。
四、地理区位：墓群选址逻辑与空间价值的实证
地理环境是古代墓葬选址的核心影响因素，茅家堌堆墓群的区位选择既符合周代贵族墓葬“依山傍水、避水防潮”的礼仪规范，又与阚城遗址形成“聚落—墓葬”的空间关联，结合鲁西南古地理环境演变，可验证墓群选址合理性与空间价值。
（一）古地理环境：墓葬选址的自然逻辑
茅家堌堆墓群位于汶上、嘉祥、梁山三县交界处，地处古大野泽东北边缘、南旺湖前身区域，结合汶上县土壤类型与古水系分布，其选址符合周代贵族墓葬的自然条件要求：其一，地势高亢避水，墓群所在地为褐土区，土体深厚、土质坚实，海拔高于周边湖洼地带，且堌堆封土进一步抬高地势，可有效避免古大野泽湖水泛滥与地下水位上涨对墓葬的侵蚀，符合鲁西南堌堆遗存“择高而居、择高而葬”的普遍规律，与菏泽安邱堌堆、葵堌堆“地势高亢、远离低洼”的选址逻辑一致 ；其二，土壤适宜夯筑，区域褐土为钙质岩风 化物洪积而成，土质纯净、黏性适中，适合贵族墓葬封土的分层夯实，吴家堌堆的坚实封土遗存即印证了这一自然条件优势；其三，水系环绕符合礼仪，墓群周边古济水支流、南旺湖支流交汇，形成“三水环绕”的地理格局，契合周代“天子葬山、诸侯葬川”的墓葬礼仪，与曲阜鲁国故城鲁侯墓“临汶水”的选址规范统一。
结合历史气候与水系演变，西周至春秋时期，鲁西南地区气候湿润，大野泽湖面广阔，周边多湖洼湿地，高亢地势成为墓葬选址的核心约束条件，茅家堌堆墓群的区位既满足避水防潮的实用需求，又符合贵族墓葬的礼仪规范，选址逻辑兼具自然适应性与文化规范性。
（二）与阚城遗址的空间关联：“聚落—墓葬”的功能匹配
阚城作为上古至春秋时期的重要聚落，位于汶上县西南15公里南旺湖中，为鲁国下邑、蚩尤冢所在地，与茅家堌堆墓群直线距离约2.5公里，二者形成“聚落—墓葬”的空间对应关系，符合周代“族葬于聚落近郊”的墓葬布局传统 。从空间功能来看，阚城作为鲁国与齐国交界的重要城邑，既是军事防御重镇，也是鲁国公族在西南边境的活动中心，鲁桓公“游于阚，卜吉而葬”，本质是将墓葬选于公族活动核心聚落近郊，便于祭祀与管理；从地理方位来看，《水经注》载“凤凰陵在阚城西南”，茅家堌堆墓群位于阚城遗址西南2.5公里处，与文献记载的方位完全吻合，且墓群与阚城之间无地形阻隔，形成“城邑—陵墓”的直线关联，进一步印证墓群即“凤凰陵”，与阚城构成功能互补的空间体系。
此外，阚城作为“专祀蚩尤的冢城”，春秋时期仍是鲁国重要的祭祀中心，鲁国公族将墓葬选于阚城近郊，既体现对地方祭祀传统的尊重，又借助蚩尤“战神”形象彰显鲁国在边境区域的统治权威，墓葬选址兼具宗族礼仪与政治象征意义。20世纪80年代汶上县文物部门勘查确认，阚城遗址文化层包含龙山文化、商文化、周文化遗存，与茅家堌堆墓群的文化层年代序列一致，二者为同一文化体系下的聚落与墓葬遗存，空间关联具有文化同源性。
（三）区域文化格局：鲁西南贵族墓葬的空间枢纽
从鲁西南两周至汉代贵族墓葬分布格局来看，茅家堌堆墓群处于曲阜鲁国故城墓葬区与菏泽齐国、曹国墓葬区的中间节点，形成“曲阜—南旺—菏泽”的贵族墓葬分布带，兼具文化传承与边界融合功能。曲阜为鲁国都城，贵族墓葬以鲁侯墓为核心，体现鲁国核心文化特征；茅家堌堆墓群位于鲁国西南边境，墓葬文化既延续曲阜鲁侯墓的核心规范（封土形制、随葬品体系），又可能受齐国、曹国文化影响，地表少量周代异形陶片或为文化交流佐证；菏泽地区为齐、曹、鲁三国交界，贵族墓葬融合多国文化特征，形成边界文化融合区。
墓群的空间枢纽地位，既保障了鲁国西南边境公族墓葬的礼仪统一性，又促进了鲁与周边诸侯国的文化交流，从空间维度印证鲁国“尊周礼、融边俗”的文化发展策略。此外，墓群位于大运河南旺枢纽周边，明代南旺分水枢纽建设后，墓群成为运河文化与鲁文化的交汇点，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地表遗存（少量唐代陶片）印证了运河发展对墓群区域活动的影响，进一步凸显其在鲁西南文化格局中的长期枢纽价值。
五、茅家堌堆墓群的历史地位与保护建议
（一）历史地位
综合文献、考古、地理三位一体实证，茅家堌堆墓群具有三大历史地位：其一，是曲阜之外唯一经实证的鲁国公族君主墓葬区，填补了鲁西南鲁国君主墓葬研究空白，完善了周代鲁国“都城核心墓区+边境分支墓区”的丧葬体系，为探讨诸侯国疆域拓展与墓葬布局演变提供典型案例；其二，承载西周至汉代连续文化层堆积，地表陶片与封土遗存形成完整年代序列，反映鲁西南从周代诸侯国核心区到秦汉地方治所的文化变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文明延续性的重要见证；其三，是阚城遗址“聚落—墓葬”空间体系的核心组成，印证了周代贵族墓葬与古聚落的选址逻辑，为研究上古至春秋时期鲁西南地理环境、聚落发展、礼仪制度提供立体实证资料。
从学术价值来看，墓群的实证研究可修正学界“鲁国公族墓葬仅分布于曲阜”的认知，补充鲁西南堌堆遗存的墓葬类案例，丰富海岱地区两周至汉代贵族墓葬研究体系；从文化价值来看，墓群关联鲁桓公等九位鲁国君主、阚城蚩尤冢、运河文化等多元文化元素，是鲁文化、边界文化、运河文化的融合载体，具有重要文化遗产活化潜力。
（二）保护与研究建议
当前茅家堌堆墓群存在遗存破坏、考古空白、保护薄弱等问题，结合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四点建议：其一，开展系统性考古勘探，优先对吴家堌堆进行试掘，明确墓葬形制、墓室结构、随葬品遗存，验证“鲁九公墓”的具体墓位，梳理地层堆积序列，填补考古研究空白；其二，划定精准保护范围，结合1981年勘查的五处堌堆位置与当前地貌，划定核心保护区（吴家堌堆周边100米）与建设控制区（墓群50万平方米全域），禁止耕地破坏、取土等行为，修复受损封土；其三，深化跨学科研究，结合遥感技术还原阚城遗址与墓群的古地理环境，对比曲阜鲁国故城、嘉祥鲁武公墓，开展鲁国公族墓葬文化对比研究，挖掘墓群文化融合价值；其四，推动文化遗产活化，结合大运河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将墓群纳入鲁西南文化遗产旅游线路，通过遗址标识、文化展陈等形式，实现保护与活化利用平衡。
结论
本文以“文献—考古—地理”三位一体为实证框架，对茅家堌堆墓群的属性、年代、价值进行系统研究，得出核心结论：其一，文献考据证实，《春秋》《史记》及明清方志形成完整记载链条，墓群即文献中的“阚城西南凤凰陵”，为鲁桓公至鲁昭公九位鲁国君主墓葬所在地；其二，考古遗存验证，现存吴家堌堆封土符合鲁国君主墓葬等级，地表西周至汉代陶片形成连续年代序列，印证墓群为鲁国公族高等级墓葬区，承载连续文化层堆积；其三，地理区位佐证，墓群选址符合周代贵族墓葬“避水防潮、近聚落”的逻辑，与阚城遗址形成“聚落—墓葬”空间体系，处于鲁西南贵族墓葬分布带枢纽位置。
茅家堌堆墓群作为鲁西南重要的鲁文化遗存，其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值得重视，后续需通过系统性考古勘探、精细化保护、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挖掘其文化内涵，助力鲁西南文化遗产传承与活化利用，为海岱地区两周至汉代文明研究提供更多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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