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辛酸岁月中的四姐

作者‖高安生

      

      记忆里，动乱年代的父亲总把嘴闭得紧，性子老实又文弱，常受那些无赖欺负。他看着人家家族大、有头有脸的，或是大队干部、同学家说话管用的，心里总有些羡慕。父亲是读书人，闲时也翻两本黄金荣、杜月笙的传记，恨自家没个能撑场面的，便把这份念想寄在四姐名字上，给她取名 “金荣”—— 可四姐这名字，半点没沾着 “荣华” 的边。​

      咱家那会儿是 “臭老九” 家庭，又赶上缺文化的年代，父亲教书时对学生严，没少得罪人。他性子耿直，不懂得八面玲珑，做事只认理、对事不对人，学生们哪能都理解？那时候正讲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学生和老师的 “肩膀头都一齐高”，没那么多规矩。有回叫张文明的学生欺负同学，父亲狠狠批评了他，谁知那学生下课就找着四姐，一拳打在她脸上 —— 那拳，是替父亲的严师道受的。​

      艰难岁月里，咱家既要受教师身份的委屈，又得扛着贫苦的煎熬。四姐成绩本是好的，可家里实在难，为帮衬着过日子，她早早辍了学，去生产队挣工分。四姐金荣不愧乳名叫 “带小子”，可说具备了男儿当自强的劲头 —— 她不光咬牙担当起挣工分养家的担子，更实实在在缓解了咱家当时的生存压力。如今怀念起四姐这份苦撑的模样，我心里总带着些遗憾—— 当年我明明有比四姐好的学习环境，却没能刻苦用功、学业有成，想来真是愧对四姐当年为家的付出与这份沉甸甸的担当。​

      我记事儿起最清楚的，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坝上风还带着冰碴子，四姐攥着我冻得发僵的手，在老屋北边的防洪大坝下剜野菜、刨草根。她总说那草根是 “甜根”，可到底是甜是苦，年月久了记不清了，只记得风刮在脸上生疼，四姐的背挺得直直的，一点不喊累。​

      四姐打小就有股换天改命的倔劲，啥时候都不服输。那个年代，活着就是最大的事，日子像时代洪水里的飞鸟，一年四季都在寻寻觅觅：春天割草剜菜，夏秋就去地里捡漏、上山打柴禾 ，冬天她背着花篓在漫天飞雪里踢作物茬子，就为捡点能烧的； 缺吃少烧的苦，像绳子似的缠在每个家庭身上，解不开。​

      四姐去生产队劳动，年纪小，只能挣 “半落子” 工分，天天累得汗流浃背，脸上手上全是灰。生产组长的老婆虎老范是打头的，农活是把硬手，插秧割地总冲在最前，一弯腰就恨不得把五百米的垅头一口气干完。看着四姐跟着她在地里扑腾，才知道四姐那小小的身躯承担着生活的重担该有多难。​

      后来，俩姐姐去大队猪场干活，场里人都照顾她们，耳濡目染下也长了些见识：知道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的事儿，也慢慢明白，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大潮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倒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再后来，人们慢慢享着改革开放的红利，可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也拉开了，社会上渐渐有两极分化的差别。​

      1984 年后，黑白电视机在穷农村也偶尔能见到了，可不少村民和没读过书的人还懵懵懂懂，不知道啥是改革开放，更不懂这事儿的份量。父亲那会儿又要教书又要顾着家里吃喝，没心思琢磨这些，偶尔听着上层传来的党的声音、时政新闻，在家自言自语念叨两句，母亲不识字，听不懂；我们年纪小，只知道吃饱了干活，啥也不懂。​

      那会儿四姐已二十出头，出落得标致又灵动，村里不少适龄青年都对她一见倾心，可四姐心气高，一般人入不了她的眼。那会儿全民固定工少得可怜，姑娘要是能嫁到城里，虽说不算 “背粮户”（靠农村粮食供应生活的人），但在城乡差别大的年代，城里媳妇地位也低，遭遇家暴的也多。四姐选对象时高不成低不就，连有头有脸的大队干部上门做媒，她都拒绝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追求者。​

      那年代知识浅薄，文化低微，青年才俊少，文化人更是稀罕。四姐最后选了个懂道理、人品好的八十年代新农民，嫁人的时候，她在村里已算 “大龄姑娘” 了。婚后的四姐贤良淑德，过日子肯吃苦，那股换天改命的劲一点没减。她女儿很优秀，后来也成了家，四姐也升级成了姥姥，带着两个外孙外孙女。​

      可四姐一辈子都艰苦朴素。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四姐羡慕城里人的时尚，想让母亲给她买件城里人穿的、又轻又暖的羽绒服。母亲叹着气说：“你买件羽绒服，咱家去粮店领供应粮的钱就不够了。” 四姐这才把念想压下去，只落个可望而不可及。​

      谁能想到，2025 年 8 月，正是四姐的本命蛇年，她才 61 岁，刚熬到苦尽甘来的时候，却被电瓶车撞了，医治无效走了。心里头无比悲痛，可四姐仿佛还活着，那些贫困辛酸的往事，时时浮现在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