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蔡元培与梁漱溟：破格与自学的传奇》(散文)
文/雁滨
燕园风骨，一世知交，那段北大教育史上的佳话至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1916年隆冬，北京大学的校长室里，年仅24岁的梁漱溟怀着忐忑的心情拜访了新上任的校长蔡元培。他手中紧握着自己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究元决疑论》，原本是来向这位学界泰斗请教学问，却不想迎来了一场改变命运的对话。
蔡元培开门见山地说：“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大吃一惊，谦卑地回答：“我才疏学浅，蔡先生美意委我重任，我怕担不起这副担子。论学历，我只是顺天中学堂的毕业生；论学问，我仅仅是近几年埋头自学，略知佛学一二，并不精通印度哲学。”
面对梁漱溟的犹豫，蔡元培以他特有的包容与智慧回应道：“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
1、不拘一格的聘书
蔡元培力排众议，邀请这位只有中学学历的年轻人到中国最高学府任教，成为北大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则佳话。
事实上，社会上流传的“梁漱溟报考北大落选”的说法，纯属误传。梁漱溟本人曾多次澄清：“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张申府、雷国能诸兄尚求学于北大。”
在资格论盛行的今天，蔡元培当年这种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气魄，令人感慨。
梁漱溟后来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感激地写道：“当时蔡元培先生为什么引我到北大来，他或者感觉到我富有研究兴趣，算是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面总是好的。”
蔡元培对梁漱溟说的“你不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这样的话语，至今仍在历史的走廊中回响。
2、伯乐与千里美谈
1917年，年仅25岁的梁漱溟正式踏入北大校门，担任哲学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
这位没有任何学术头衔的年轻人，在北大这片学术沃土上迅速成长。他所授之课在北大独树一帜，颇受学生欢迎，听讲者多达二百多人，学校不得不将他的课程从小教室换到大教室。
他的学生中，有后来名动一时的学者如冯友兰、朱自清等。
在北大七年，梁漱溟不仅培养了众多人才，也完成了自身思想的蜕变。他从崇信佛学逐渐转向儒家思想，开始思考东西文化比较等重大命题。
他在《我的自学小史》中道出了自学成才的真谛：“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我们相信，任何一个有学问成就的人，都是出于自学。”
3、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这位186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教育家，自身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
他年少时便有隽才，科举连捷，中进士，入翰林院，本可享受传统士大夫的荣光。但甲午战争后，他的思想为之一变，始涉猎西学，欲求救国之道。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愤而辞官，毅然投身教育革命，毕生不移教育救国之志。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大是一座陈腐的官僚机构。他上任后，以“学术至上”为发展目标，对北大进行了彻底改革。
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促进了新思潮的传播，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
蔡元培延聘教授不拘一格，既有激进的陈独秀、李大钊，也有留洋的胡适、鲁迅，还有固守传统的辜鸿铭等。
他看重的是真才实学，而非学位或著述。那时的北大要聘谁或不聘谁，蔡先生完全可以一个人“自作主张”。
蔡元培曾自述：“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4、教育救国的一生
蔡元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
他创立光复会，加入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以中国文化界教育界领袖的身份，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制裁日本。
他参与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设法营救杨开慧、陈独秀以及许德珩、廖承志、丁玲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
1937年底，上海沦陷，中央研究院内迁。作为院长的蔡元培原拟取道香港后赴昆明，因健康状况不佳，留港养病。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溘然长逝，举国哀悼。
毛泽东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送的挽联写道：“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蔡元培逝世，社会各界哀悼。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5、自学成才的儒者
梁漱溟1893年10月生于北京，祖籍广西桂林。他出生于一个传统士大夫家庭，父亲梁济曾在晚清任职，支持维新运动及民主政治。
梁漱溟自幼接受传统教育，1906年考入顺天中学堂。他自称“愚钝不堪，6岁时还不会自己穿裤子”，先后上了4所小学。
但他启蒙之后，自我求知之路很快开启。14岁时他就对人生苦乐产生了疑问：为何作为少爷的他终日闷闷不乐，而家里的女佣却看起来快乐无比？
他试图从佛学中寻找答案，拼命看书，渐渐通晓佛理，生起慈悲心。1916年，年仅23岁的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唯独推崇佛法。
这篇文章引起了蔡元培的注意，也由此改变了梁漱溟的人生轨迹。
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课程一年之后，梁漱溟开始讲孔子。他讲授的“孔子思想史”课程颇受欢迎。偶翻《论语》的梁漱溟发现，其开篇便是“说”（悦），之后全书不见一个“苦”字。
梁漱溟就这样在悉达多的指引下与孔子结缘，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6、乡村建设的实践
1924年，梁漱溟辞离北大，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他意识到，西方的议会政治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人缺少民主诉求与习惯，必须从培养民众参与民主政治的习惯入手。
1931年，梁漱溟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研究部、训练部以及实验区。
他借鉴传统乡约并加以改造，建立乡学、村学，以中国老道理为精神，概括起来就是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
在村学、乡学的基础上，梁漱溟以团体的方式开展乡村建设，特别是合作事业。有美棉运销合作社、金融流通处、信用合作社、庄仓合作社等，将金融与实业、生产与消费、储蓄与信贷、收购与流通等环节融为一体。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与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实践一道闻名世界，是超越党派的一种努力。
他曾对自己的传记作者艾恺说：“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
7、精神与传统永存
蔡元培和梁漱溟，这两位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巨人，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
蔡元培开创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传统，至今仍是学术界的理想标杆。他不仅奠定了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也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梁漱溟则以其独立思考和知行合一的精神，展现了儒者的风骨。他在反传统浪潮中挺身而出，坚持独立思考，在时代变迁中孑然前行。
1950年，梁漱溟应邀从重庆来到北京，他表示“留在政府外边”。在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考。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去世，留下遗言：“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
梁漱溟曾在回忆录中动情地写道：“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
而蔡元培那种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气度，那种对于真理的执着追求，至今仍在北大上空回荡，成为这所百年学府不朽的灵魂。
走在今天的北大校园，未名湖的垂柳依旧，博雅塔的身影依然，而那一段关于破格与自学的传奇，依然在每一个怀揣教育梦想的人们心中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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