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长宁
2025-09-23 《现代快报》
蒲松龄在《促织》里写过个揪心的桥段：华阴县有户人家，因官府强征蟋蟀，儿子失手将其弄死，投井后竟化魂入虫身，成了斗场上无往不胜的“神蟀”。这秋虫的翅振，竟成了家族命运的鼓点，敲出悲喜交织的传奇。
要论起这虫的本相，倒是寻常。蟋蟀属直翅目，跟蚂蚱是远亲，雄虫翅膀上有块发声的翅膜，摩擦起来“瞿瞿”作响，既是求偶的情歌，也是领地的宣言。两条后腿壮得像小弹簧，遇着同类二话不说就蹬腿开斗，赢了的昂首振翅，输了的夹着尾巴逃窜。有趣的是，这啃食庄稼的害虫，偏因这份“勇武”成了人类的玩物，就像古话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勇成名乃秋虫”。
唐代宫廷里先兴起了这股风。《开元天宝遗事》里记，杨贵妃那帮妃嫔用小金笼装着蟋蟀，夜里搁在枕边听声儿，跟现在年轻人抱个白噪音机似的。到了南宋，临安城的市井里冒出不少“斗蛐蛐摊”，摊主支个瓦盆，围观者凑钱下zhù，赢了的能得几个铜板。最出名的玩家得算贾似道，这位宰相放着朝政不管，躲在葛岭别墅里写《促织经》，案头常摆着南京龙潭窑的虫罐，把蟋蟀分了“黄麻头”“青项翅”等几十类，还琢磨出“重三轻七”的选虫要诀——看头、腿等三处重相，翅、尾等七处轻相，后来元军打过来，人说他是“蟋蟀宰相误国”，倒也没冤枉。
明代宣德年间，斗蟋蟀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热闹。宣宗朱瞻基密诏苏州知府进献千只蟋蟀，民间为此掀起捕虫热，好虫能换一头牛。民国初年南京城里的士绅与旗人后裔玩得更讲究：他们认“青大头”这个本地品种，说它“头似乌金，翅带青纹，斗起来专找对手破绽”。养虫的澄泥罐得是龙潭窑的手艺，匠人要把泥料阴干三年，窑烧百天时守在窑边不准打盹，说差一口气就养不出好虫性。有个老南京讲过，民国时秦淮河畔有个玩家，夜里听见贼偷他的宝贝罐，光着膀子追出二里地，最后抱着罐子坐在地上笑，罐里的蟋蟀还在“瞿瞿”叫，给他助威。这股风气还顺着海路传到了朝鲜、日本。
山东济宁是出了名的蟋蟀之乡，每年入秋，地里的玉米还没熟透，就有玩家揣着钱来包田。一亩地租金能涨到寻常年份的十倍，白露前后最热闹，农户夜里打着手电筒下地，虫鸣声与脚步声混在一块儿，雇的人拿着特制的小网子，蹲在田埂上瞅，听见“瞿瞿”声特别响亮的，就慢慢拨开草叶找。当地老辈人说，济宁虫斗的是蛮力，一口咬住就不松劲，南京虫比的是巧劲，兜兜转转找机会，就像两地人性格，一豪爽一灵秀。据说有年从这儿逮的一只“铁头青背”，被人当“大将军”供着，光是捕捉和运输就花了三万块，怪不得汶河边上的沙土地里出来的，腿上带金斑，斗起来格外凶。
只是再好的趣味，也架不住走了歪路。明代《帝京景物略》里就写，有赌徒为斗蛐蛐押上田产，输了就跳河；现在更邪乎，有人偷偷给蟋蟀喂激素，让虫儿短期内变得凶暴异常，专为此类勾当的服务。这类赌局往往有自己的“公证人”，号称能检测出虫子是否打了兴奋剂。但这些终究是见不得光的支流，成不了气候。正经玩的仍占多数：南京的民间蟋蟀协会，逢中秋都会在莫愁湖公园等处摆擂台，用积分赛代替赌钱，赢了的颁个“蛐王”奖状。去年赛场边，我见过一名小朋友，他举着放大镜看蟋蟀触角，一位老玩家在旁念叨“虫品如人品，赢了别追着咬，输了别耷拉翅”，小朋友似懂非懂地点头；上海的80后用3D打印机做虫罐，既保留传统纹路，又方便观察虫情，直播比赛时还会讲解“蟋蟀的生命周期为什么只有100天”，教大家惜虫。
去年秋天在南京夫子庙见着个老爷子，他拎着个竹编虫笼逛贡院街，笼里的“青大头”正叫得欢。“你看这虫，”他打开笼门给我看，“赢了不骄，输了不馁，比人强。”说话间，笼子里的蟋蟀振了振翅膀，那声音混着秦淮河边的桂花香，倒真有几分古人说的“秋兴”滋味。
原来秋虫的翅声里，藏着老城的魂。南京城砖缝里渗着的岁月，与草间蟋蟀的精气神，早就在秋阳里拧成了一股绳——你听那“瞿瞿”声，既是虫在较劲，也是城在呼吸，活成了彼此拆不开的韵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