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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碑》
唐·李商隐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
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
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貙貙生罴。
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
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
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澹天王旗。
愬武古通作牙爪，仪曹外郎载笔随。
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
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
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
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
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
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颔天子颐。
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
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
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
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
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
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
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
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
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
呜呼圣王及圣相，相与烜赫流淳熙。
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
愿书万本诵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
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
在晚唐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的政治漩涡中，李商隐的《韩碑》以七言古诗的雄浑笔力，完成了对历史事件的重构性书写。这首创作于唐宣宗大中年间的诗作，表面是对韩愈《平淮西碑》的赞颂，实则通过碑文事件展开对中央集权、历史记忆与文学功能的深度思考。其价值不仅在于对韩愈文风的承袭，更在于开创了晚唐咏史诗的新范式，将历史叙事转化为政治隐喻，在碑文字句间植入对现实的批判与理想政治的期许。
李商隐以"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貙貙生罴"的意象群，构建了藩镇割据的野蛮生长史。"不据山河据平地"的悖论式表述，既是对地理空间的解构，更是对政治合法性的质疑。当割据者放弃传统军事要塞而占据平原地带，实则宣告其脱离中央管辖的野心。这种空间政治学的运用，暗合了唐代藩镇"既有其土，又有其民，又有其甲兵"的实质。裴度出征时的"阴风惨澹天王旗"，通过自然意象与政治符号的叠加，营造出肃杀的战争氛围；"十四万众犹虎貔"的比喻，是对军队战斗力的肯定，暗含对军事集权的警示，地方武装规模超过中央禁军，权力平衡已然倾斜。
韩愈受命撰碑时"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的宣言，被李商隐转化为对文官政治的礼赞。诗中"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的细节描写，不仅展现韩愈"唯陈言之务去"的创作态度，更暗示其通过经典重构确立政治话语权。当段文昌奉命重撰碑文时，"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的暴力意象，直指政治干预对历史记忆的篡改。这种书写策略与中唐古文运动形成互文：韩愈在《进学解》中自述"沉浸醲郁，含英咀华"，而李商隐则通过"公之斯文若元气"的比喻，将文学创作升华为关乎国运的文化命脉。当诗人发出"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的呼号时，实则是在构建一种超越个体命运的文化政治理想。
诗中"帝得圣相相曰度"的断言，将裴度塑造为天命所归的政治符号。"腰悬相印作都统"的细节描写，通过服饰政治学的运用强化相权的象征意义；"行军司马智且勇"的表述，则巧妙地将韩愈的文职身份与军事行动关联，暗示文官体系对武力集团的制约。这种政治想象与中唐以来的相权复兴运动密切相关：宪宗时期裴度三度为相，其"以威望制诸将"的策略，正是李商隐诗中"圣相"形象的现实投射。当诗人反复强调"功无与让恩不訾"时，实则是在重构"出将入相"的传统政治伦理。
"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的对比，揭示了物质载体与精神传承的辩证关系。商周青铜器的消逝与铭文的流传，暗示李商隐对唐代石刻政治的深刻认知。实体碑文被磨灭时，其承载的政治记忆反而获得更持久的生命力。这种历史观与杜牧《阿房宫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形成跨时空对话，但李商隐的独特性在于将历史记忆转化为现实批判的武器："呜呼圣王及圣相，相与烜赫流淳熙"的颂词背后，实则是对当下政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式衰败的隐忧。
全诗可划分为五个叙事单元：宪宗威仪→藩镇之患→裴度出征→撰碑风波→永恒价值。这种"起承转合"的叙事逻辑，突破了传统咏史诗的片段化书写，构建出完整的政治史诗框架。在时空处理上，诗人采用"现在进行时"与"历史追述"交织的手法："元和天子神武姿"的开篇将历史事件置于当下语境，"愿书万本诵万遍"的结尾又通过未来时态拓展时空维度。这种时空蒙太奇使诗歌获得史诗般的厚重感。
典故的运用颇具新意："点窜尧典舜典字"化用《尚书》典故，将经典改写与政治宣言结合，赋予传统典故新的时代内涵。"汤盘孔鼎"的比喻则通过商周青铜器的历史符号，构建起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链。意象的张力构建同样出色："阴风惨澹天王旗"融合自然现象与政治象征，形成视觉与心理的双重冲击；"灵鳌蟠螭"的碑刻意象既展现物理特征，又暗示文化重量。声律上，全诗采用"平起仄收"式，在开口音与闭口音的交替中形成声调跌宕，"碑高三丈字如斗"一句通过短促音与悠长音的对比，模拟出石碑的视觉冲击力。
当韩愈宣称"金石刻画臣能为"时，实则是在重构文官的政治话语权。中唐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文官集团逐渐取代门阀士族成为政治主体。李商隐通过"古者世称大手笔"的表述，将文学才能与政治权力合法化，为晚唐文官政治提供理论依据。这种赋权运动在诗中表现为双重否定：既否定"仪曹外郎载笔随"的书记官身份（暗示段文昌的职位），又否定"职司"（翰林院）的撰述权，最终确立"当仁不让"的创作主体性。这种话语策略与韩愈在《师说》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论述一脉相承。
"句奇语重喻者少"的自评，是对艺术风格的概括和对历史书写道德标准的宣示。诗人描述"谗之天子言其私"的毁碑事件时，实则是在构建"公/私"对立的历史评价体系。这种道德判断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形成呼应。诗歌结尾处，"传之七十有二代"的预言将历史记忆的保存提升到文明存续的高度，这种超越个体命运的关怀使《韩碑》超越普通咏史诗范畴，成为关乎文化基因传承的政治宣言。
李商隐的《韩碑》以其独特的政治隐喻与诗学创新，在晚唐文坛开辟出新的创作路径。通过对韩愈碑文事件的重构性书写，诗人完成了对中央集权的诗学论证，在历史记忆与现实批判的张力中构建起文官集团的政治主体性。这种将个人命运、历史事件、政治理想熔铸一炉的创作实践，使《韩碑》成为观察晚唐政局与文化转型的重要文本。"愿书万本诵万遍"的誓言，承载着诗人对文化传承的焦虑，折射出晚唐知识分子在政治困局中的突围努力。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是《韩碑》作为经典诗作的核心价值所在。
作者介绍：史传统，盘锦市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杂志签约作家，著有《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再评唐诗三百首》《三十部文学名著最新解读》《我所知道的中国皇帝》《九州风物吟》《心湖涟语》等专著。作品散见《河南文学》《诗人》《岳阳文学》《燕州文学》以及人民网等各大网络媒体，先后发表文艺评论、诗歌、散文作品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