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1711—1799）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之一，其统治时期（1735—1796）既是清朝“康乾盛世”的巅峰，也是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他既是文化艺术的狂热追求者，又是铁腕政治的冷酷统治者；既以“十全老人”自诩武功盖世，又因晚年昏聩导致国库空虚、吏治腐败。这种矛盾性在艺术人格、情感世界与自我认知三个维度尤为凸显：他通过“三希堂”构建文化正统性，却因“农家乐”审美饱受争议；他对富察皇后的深情与对和珅的专宠形成鲜明对比；他以“十全武功”掩盖统治危机，又用诗集编织政治神话。

艺术人格：文化正统的构建与审美争议

“三希堂”：以文物占有重塑文化正统。乾隆的“三希堂”位于养心殿西暖阁，面积仅8平方米，却因收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三件“希世珍宝”而成为清代文化象征。这一空间的设计与命名，折射出乾隆对文化正统性的深刻焦虑。

空间叙事中的权力隐喻。三希堂的布局极具象征性：楠木雕花隔扇将空间分为南北两室，南室设御座，北室置文房四宝，墙上悬挂“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对联。这种设计既体现了乾隆对“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儒家修身理念的追求，又暗含通过文物占有实现文化权威的意图。三件法帖均为东晋王氏家族真迹，而王羲之被后世尊为“书圣”，其作品被视为书法正统的源头。乾隆将私人书房命名为“三希堂”，实则以“希世”之名宣告自身对文化正统的垄断。

文物收藏的政治化运作。乾隆对三希堂的投入远超普通收藏。他不仅亲自为法帖题跋、钤印（如“乾隆御览”“天子古稀”），还命内务府仿制大量拓本颁赐群臣，甚至将《快雪时晴帖》与“天下第一福”石刻结合，制造文化符号。这种行为与宋代徽宗“宣和画院”的纯艺术追求不同，其核心是通过文物控制塑造“文治”形象。至乾隆十五年，三希堂已收藏历代名家墨迹340件、拓本495种，形成以皇家收藏为中心的文化权力网络。

审美标准的官方化输出。乾隆的书法审美深受董其昌影响，追求“秀逸”之风，但三希堂的收藏标准却更强调“正统性”。例如，他贬低赵孟頫“媚俗”，推崇颜真卿“忠烈”，实则将书法风格与政治立场挂钩。这种审美霸权通过《石渠宝笈》等官方典籍固化，影响后世直至清末。

“农家乐”审美：从纤巧到粗笨的陶瓷转型。与三希堂的雅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乾隆朝陶瓷器型从雍正时期的纤巧秀丽转向繁缛堆砌，被后世讥为“农家乐”审美。这一转变既是个人趣味的体现，也是文化策略的调整。

技术过剩与审美异化。乾隆朝陶瓷工艺达到巅峰，但过度追求技术展示导致审美失衡。例如，乾隆款“各种釉彩大瓶”集15种釉彩、12层纹饰于一身，虽被称为“瓷母”，却因堆砌感强烈而缺乏美感。类似案例还有转心瓶、交泰瓶等机械结构复杂的器型，其设计初衷已非实用或观赏，而是炫技。这种“为创新而创新”的倾向，反映出乾隆对技术统治的迷恋。

宫廷审美与民间趣味的合流。乾隆六次南巡（1751—1784）使江南文人审美与民间工艺深度融合，但这种融合在陶瓷领域表现为雅俗混杂。例如，景德镇官窑仿制木雕、漆器、金属器的“过墙花”纹饰，虽突破材质界限，却因工艺复杂导致线条笨拙。更典型的是“洋彩”的滥用——乾隆要求瓷器必须绘制西洋人物、建筑，甚至将欧洲宗教符号与中国传统纹样强行组合，形成视觉混乱。

审美争议的历史回响。乾隆的“农家乐”审美长期被贬低，直至近年才获重新评价。学者指出，其繁缛风格实为“全球化早期”的产物，反映了18世纪中西文化碰撞的复杂性。然而，这种解释仍无法掩盖乾隆审美对清代工艺的负面影响：嘉庆以后，官窑瓷器质量急剧下降，与乾隆朝的过度开发直接相关。

情感世界：权力阴影下的情感畸变

富察皇后之死：一场引发政治地震的情感悲剧。乾隆与富察皇后的婚姻被视为清代帝后关系的典范，但1748年（乾隆十三年）南巡途中皇后的突然离世，却成为乾隆统治风格的转折点。

情感基础的崩塌。富察皇后（1712—1748）出身满洲镶黄旗，性格温婉，生活节俭，与乾隆育有二子（永琏、永琮）。乾隆即位后秘密立永琏为太子，但两子均早夭，对皇后打击极大。1748年南巡时，皇后因“偶感寒疾”病逝于德州舟次，但野史称其因丧子之痛投水自尽。乾隆在《述悲赋》中写道：“影与形兮离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可见其悲痛。

政治生态的剧变。皇后之死成为乾隆施政风格的分水岭。此前他推行“宽仁之治”，赦免大量罪犯；此后则转向严苛，处死翰林院编修冒赈案主犯，并规定“剃发令”（守丧百日内不得剃发）违者斩立决。这种转变源于乾隆对“天命”的怀疑，他认为皇后之死是上天对其统治的警告，故需以严刑峻法重塑权威。

情感记忆的固化。乾隆对富察皇后的追思持续终身。他为其修建陵寝，每年亲祭；写悼亡诗100余首，其中“旧日玉成侣，凄其向此时”等句情感真挚。但这种深情也带有表演性：他要求后宫嫔妃效仿皇后节俭，却纵容和珅贪腐；他声称“朕亦望活百岁”，却在皇后坟前说“齐年归坟墓，异路侍清旁”，暴露出情感与权力的矛盾。

和珅专宠：情感替代与权力制衡的双重逻辑。乾隆对和珅的宠信（1776—1799）常被解释为晚年昏聩，但深入分析可见其背后的理性计算。

情感替代的补偿机制。和珅（1750—1799）出身满洲正红旗，通晓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相貌俊秀，善察言观色。他初为銮仪卫，因能背诵《论语》中“虎兕出于柙”一句而获乾隆赏识，此后平步青云。这种晋升轨迹与乾隆对“才学”的重视一致，但更关键的是，和珅填补了富察皇后去世后的情感空缺。乾隆晚年常称和珅为“密臣”，允许其坐轿入宫，甚至在临终前赐予“保命诏书”，这种亲密关系已超越君臣范畴。

权力制衡的政治设计。和珅的专宠也是乾隆控制官僚体系的工具。他通过提拔寒门子弟（如和珅本人）打破世家垄断，同时利用和珅的贪腐形象转移矛盾——当朝臣攻击和珅时，乾隆可借“忠奸之辨”巩固自身权威。此外，和珅掌管内务府、户部、理藩院等要害部门，实为乾隆的“私人管家”，这种安排确保了皇帝对财政、人事的绝对控制。

制度腐败的必然结果。乾隆对和珅的纵容最终导致制度崩溃。和珅任军机大臣23年，聚敛财富相当于清政府15年财政收入，其“议罪银”制度（官员可用银两赎罪）直接腐蚀吏治。乾隆虽在世时维持了表面稳定，但嘉庆即位后立即处死和珅，说明这种权力结构已无法持续。

自我认知：武功叙事与政治宣传的交织

“十全老人”：武功叙事掩盖统治危机。乾隆晚年自称“十全老人”，并撰写《十全记》炫耀武功，但这一称号实为掩盖统治危机的政治宣传。

“十全武功”的虚实。乾隆的“十全武功”包括两次平定准噶尔、一次平定回部、两次金川之战、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战争、安南战争及两次廓尔喀之战。然而，其中半数战役（如缅甸、安南）以失败告终，金川之战更是耗银7000万两，得不偿失。乾隆通过夸大战果、篡改史书（如将缅甸战争描述为“大捷”）制造胜利假象。

武功叙事的政治功能。乾隆强调武功旨在转移国内矛盾。18世纪中叶，清朝人口突破3亿，土地兼并严重，流民问题突出。通过对外战争，乾隆可暂时缓解社会压力，同时以“天朝上国”姿态强化满洲统治合法性。此外，武功叙事与“文治”形成互补，共同构建“盛世”神话。

统治危机的隐性爆发。乾隆晚年，白莲教起义已现端倪，吏治腐败达到顶峰。他虽在《御制诗集》中宣称“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但实际已无力回天。嘉庆即位后，清朝迅速陷入衰落，证明“十全武功”不过是回光返照。

《御制诗集》：文学创作与政治宣传的混合体。乾隆一生作诗41863首，远超《全唐诗》总量，但其诗作的艺术价值长期存疑。这种矛盾源于诗歌的双重属性。

诗歌作为政治工具。乾隆的诗歌多为即兴之作，主题集中于歌功颂德（如《御园春色》）和悼古伤今（如《过文丞相祠》）。他通过大规模颁赐诗集（如《御制诗初集》印行10万部）将诗歌转化为政治宣传品，要求官员“晨昏诵习”，以此统一思想。这种行为与唐代皇帝的诗歌创作（如李世民《帝京篇》）有本质区别，后者更注重个人情感表达。

文学价值的再评价。近年学者指出，乾隆诗歌中不乏佳作。例如，其悼亡诗情感真挚，边塞诗（如《伊犁将军奏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众归顺诗以志事》）具有历史价值。但这类作品仅占极少数，多数诗作因语言直白、意象重复（如频繁使用“龙”“凤”“尧舜”等符号）而缺乏艺术感染力。

诗歌与统治的共生关系。乾隆的诗歌创作与其统治风格一致：既追求数量覆盖质量，又强调意识形态控制。他通过诗歌构建“圣君”形象，同时利用诗歌的普及性巩固满汉文化融合的成果。这种策略在短期内有效，但长期来看削弱了文学的独立性。

乾隆的人性矛盾源于专制体制的内在张力：他既是文化艺术的赞助人，又是文化正统的垄断者；既是深情丈夫，又是冷酷统治者；既渴望历史评价，又不得不制造谎言。这种矛盾在“三希堂”的雅致与“农家乐”的粗鄙、富察皇后的真挚与和珅的虚伪、“十全武功”的辉煌与统治危机的隐现中反复呈现，最终塑造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帝王形象。乾隆的遗产提醒后世：权力既能放大人性光辉，也能扭曲人性本质，而历史评价需超越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在矛盾中寻找真相。（本书寻求出版合作商）

作者简介：史传统，诗人、评论家，中国国际教育学院（集团）文学院副院长，中国财经杂志社评论专家委员会执行主席、高级评论员，人民网人民智作认证创作者。著有评论专著《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20万字）、评论集《再评唐诗三百首》（60万字），诗集《九州风物吟》，散文集《山河绮梦》、《心湖涟语》。发布各种评论、诗歌、散文作品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