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6年正月初四，紫禁城太和殿内，八十六岁的乾隆皇帝端坐在龙椅之上，目光扫过殿内金碧辉煌的梁柱与跪拜的文武百官。这一天，他正式宣布退位，将皇位传予皇十五子颙琰（即嘉庆帝）。然而，这场看似庄重的权力交接仪式背后，却暗藏着一个惊人的细节：乾隆虽退居太上皇之位，却仍以“训政”之名紧握实权，甚至要求新帝每日清晨至养心殿请安，奏事皆需“恭聆上谕”。这种“禅而不让”的矛盾姿态，恰如一面棱镜，折射出乾隆六十年统治的核心困境，他既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的缔造者，也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危机的播种者。

乾隆的退位大典，本质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他选择在位六十年即退位，既为兑现早年“周甲归政”的誓言，又暗合祖父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的纪录——通过主动让位，他既避免了超越“圣祖”的道德风险，又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掌控朝局。这种对权力的矛盾态度，贯穿其统治始终。

从表面看，乾隆朝堪称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人口突破三亿，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国库存银长期保持在七千万两以上，远超康熙末年的两千余万两；疆域东起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奠定近代中国版图基础。乾隆六次南巡、举办千叟宴、编纂《四库全书》等盛事，更将“天朝上国”的威仪推向极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在1793年访华时，曾惊叹于乾隆接见时的“排场与奢华”，认为中国“远比欧洲富裕得多”。

然而，盛世的华服下，却爬满了危机的蛆虫。乾隆晚年，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官僚系统腐败成风，仅和珅一人贪污的财产便相当于清政府十五年的财政收入。更致命的是，乾隆对外部世界的剧变浑然不觉。当英国工业革命已进入高潮，蒸汽机、纺织机正重塑世界格局时，乾隆却仍在《四库全书》中销毁大量涉及西方科技的书籍，将“奇技淫巧”视为对儒家秩序的威胁。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火器、地球仪等礼物，被乾隆视为“贡品”收入内务府，而非研究借鉴的对象。这种文化上的傲慢与封闭，使中国错失了与工业文明接轨的最后一次机遇。

乾隆的统治，始终伴随着对“武功”的执念。他晚年自诩“十全老人”，并亲自撰写《十全记》，将平定准噶尔、大小金川、缅甸、安南等十次战役列为不世之功。然而，若剥去“十全武功”的华丽外衣，其背后的代价与争议便显露无遗。

以平定准噶尔为例。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攻灭准噶尔汗国，本可采取怀柔政策安抚蒙古各部，但乾隆却下令“尽屠其众”，导致准噶尔部几乎灭族。此举虽巩固了西北边疆，却也种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再如大小金川之战，这场发生在今四川西北部的战役，清军耗时七年、动用数十万兵力，最终以“杀敌七千、自损三万”的惨胜告终。乾隆为炫耀武功，竟在承德避暑山庄修建“普陀宗乘之庙”，耗银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两倍。

更值得警惕的是，“十全武功”的背后，是财政的濒临崩溃。据《清实录》记载，乾隆末年，国库存银虽仍有七千万两，但若扣除各省亏空、官员借支及战争赔款，实际可用资金已不足三千万两。与此同时，民间流民数量激增，白莲教起义的火种已在陕甘地区悄然蔓延。乾隆的“武功”，本质上是一场用国家未来换取个人历史地位的豪赌。

评价乾隆，需跳出非黑即白的简单逻辑。他的统治，是传统帝王集权制度的巅峰，也是这种制度走向衰落的缩影。

从政治治理看，乾隆完善了密折制度与军机处体系，使皇权达到前所未有的集中。他通过“密折”直接掌控地方动态，又以军机处为中枢，实现“乾纲独断”。这种制度设计在短期内提升了行政效率，却也埋下了官僚系统僵化的隐患——当所有决策均依赖皇帝一人时，国家的命运便与统治者的能力紧密绑定。

从文化政策看，乾隆的“集大成”与“大破坏”并存。他主持编纂《四库全书》，保存了大量古籍，却也借机销毁或篡改“违碍”书籍，导致文化多样性的严重损失。更讽刺的是，《四库全书》的编纂团队中，不乏因文字狱入狱的学者——他们戴着镣铐整理典籍，成为乾隆文化专制的活注脚。

从国际视野看，乾隆的“闭关锁国”并非完全拒绝贸易，而是通过广州十三行垄断对外交往，将中国与世界隔离于“朝贡体系”的幻象中。当马戛尔尼提出通商、派使等要求时，乾隆的回复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种盲目自大，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已落后西方整整一个时代。

乾隆的晚年，常被孤独感笼罩。他曾在诗中写道：“夕阳无语下虞渊，独坐思君泪满巾。”这里的“君”，既指逝去的富察皇后，也暗喻他失去的青春与权力。退位后，他仍居住在养心殿，每日批阅奏折至深夜，甚至在嘉庆三年（1798年）白莲教起义爆发后，仍坚持“亲政”。这种对权力的执念，或许源于他对“盛世崩塌”的深层恐惧——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留下的，是一个外强中干、矛盾重重的帝国。

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在养心殿驾崩，终年八十九岁。他的一生，如同一部宏大的交响乐，既有盛世的高亢旋律，也有危机的低沉回响。他的功过，无法用简单的“明君”或“昏君”定义，而应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坐标中审视：他是封建制度的集大成者，也是这种制度走向终结的见证者；他创造了最后的盛世，却也亲手关闭了通往现代的大门。

在今天的语境下重审乾隆，不仅是在评判一个历史人物，更是在思考一个永恒的命题：当权力、文化与时代发生碰撞时，个体该如何抉择？盛世的缔造需要远见与包容，而危机的滋生，往往始于对变化的抗拒与对权力的沉迷。这或许，是这位孤独掌舵者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本书寻求出版合作商）

作者简介：史传统，诗人、评论家，中国国际教育学院（集团）文学院副院长，中国财经杂志社评论专家委员会执行主席、高级评论员，人民网人民智作认证创作者。著有评论专著《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20万字）、评论集《再评唐诗三百首》（60万字），诗集《九州风物吟》，散文集《山河绮梦》、《心湖涟语》。发布各种评论、诗歌、散文作品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