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已刊发在《西部学刊》2024年1 月号上半月刊，经作者杨若文授权转发。（何媒矩阵）

杨若文

董岩女士历时6年创作、审改两年的人物传记《孤帆觅渡》，生动而系统地呈现了梁衡先生起伏跌宕的觅渡人生。《孤帆觅渡》如同透视机，展现了梁衡先生诸多名作与他本人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让他的形象在笔者心中更全面、更鲜亮，也立体起来。

梁衡的情感：“痴”于读、“痴”于写

也“痴”于“研”

观察人的角度，有情上的、理上的、美上的，拙文选取了“情”的视角。情，有情感、感情之分。情感，是一种心理反应，外化为喜怒哀乐种种。感情，心理距离的远近，亲情、友情、爱情，是其主要体现。

梁衡先生在情感、感情上都含之浓浓，《孤帆觅渡》对其也呈之显显。此书对他工作上的较真曾用了“痴劲”二字述之。所谓“痴”，就是在酷爱的基础上全心投入也全身投入，而“酷爱”本身就属于“情”的重要构成。梁衡缘于“痴”，干什么成什么，且成得独一无二、很有色调。

梁衡的独特，是“痴 ”于读也“痴 ”于写，且在程度上都趋近于“最”。体现在时间上，一点儿也不轻易放过，乘飞机、坐火车以及所有间隙，不是读，就是写。他任人民日报副总编期间，《乱世中的美神》《把栏杆拍遍》等文，就是巧用值夜间班时的零碎时间而成的。他曾说：“我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浪费一天”，实际上分秒也不闲。从时间的利用上说他的读与写已至“痴”，毫不为过。但，读的“痴 ”和写的“痴 ”毕竟有别：

一、读的“痴 ”

方式上分为广读、多读、精读、深读。且不说与新闻、文学临近的经史子集广有涉猎，就是与自己业务相隔十万八千的自然科学也读之不少，几大本的剪报全是数、理、化，连科学史、科学专著、科学家传记，也埋头细览，为他科普文学创作能够轻舟快过，夯实了根基。阅读范围，不可不谓广矣！至于他的精读如何精、深读如何深，我们拿事实说话。董岩《孤帆觅渡》75页白纸黑字：“梁衡不但背诗，还研究诗、写诗。一本不薄的《读诗札记》从1971年一直写到1977年，录有24篇杂记。”这一段勾勒出他对同一阅读物，由泛读到深读再到精读的轨迹，是融读、品、写于一体的。

依据董书的提供，对梁衡影响最大的有两部。一部是黑格尔的《美学》，他在用心读时，也问津思维科学。黑格尔《美学》所亮明的“艺术美高于自然美”，是其精髓所在。该书块头大、字数多，没有长年累月的南窗苦读，拿它不下。且是哲学、美学、文艺学、逻辑学多个学科一锅儿混煮，再注入唯心主义，道理深奥，晦涩难懂。思维科学，又有伦理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加入其列。上述这些全都筋骨儿很硬，没有众多门类相关理论武装下的“好牙”，难以啃得动。但梁衡就敢啃它一下！他也遇上了好时机：黑格尔《美学》中“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所蕴含的形象思维，引发了多国理论界论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在我国的第二次争论风风火火，梁先生所在的《光明日报》正是争论的主战场之一。这次论争覆盖了上述学科，又将其中的深奥晦涩通俗化、晓畅化了，这对梁衡的阅读，好处大大地有。从《孤帆觅渡》上下文对照，梁衡已是或者至少是部分地读懂了、部分地消化了，为他后来的理论研究初砌了墙基。《修辞学发凡》是他精读的另一部，可谓弄熟了也用活了。此书在汉语语系构建了修辞学的框架，下述两句经典不过：“消极手法侧重在适合题旨，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合情境。”前者要求将意思了解清楚、表达明确，使人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梁衡将它与新闻联系在了一起；而后者的“应合情境”指的是透过词语的表面，把握背后的夸张性、比喻性、拟人性、象征性等的情境，这正是文学所需的。梁衡的可贵，是将他的阅读所得融入认知并指导实践，竟拿下了诸多理论难题，并且在研究领域闯开一条新路！他对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把握，促进了他的创新，诞生了《数理化通俗演义》。他提出新闻与文学的12个区别，就是以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来划界的。他反对“消息散文化”的底气，也来自于《修辞学发凡》的启迪。他的读，确有王安石、苏轼的群书博览，有欧阳修夜读时的分秒必争，也有司马迁穷尽各种材料的孜孜不倦。梁衡读书相比一些专门搞学问的人还要来得扎实。专业人士著作中有常识性小错的不止三人五人，出的小错也远非一处两处；但梁衡不一样，他文中引用了那么多文史资料，笔者能清晰忆起的仅仅《把栏杆拍遍》中将卢纶“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误为王昌龄的，对他别的作品印象上的小错也有一些，但比例不高，也不关键，反映出他知识储存的深厚。梁衡的“痴”于读，阐释了“读”字的本质、“读”字的全部。

二、写的“痴 ”

第一，在程度上有着趋近于“最”的写作嗜好以及对瑕疵的丝毫不容。对于写已嗜如命，有那么多的作品摆在那儿，无需细说了。梁衡对瑕疵的丝毫不容，267页有一故事足以说明问题：“一次值夜班，他发现一篇稿缺少‘新闻眼’，就半夜三更打电话追到银川、问到南京、问到南宁，转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一稿件如此施力，正如《孤帆觅渡》一书感叹的那样：“居新闻官而又这样痴于稿、敬于业者，谁能有之？”他的“痴于稿”首先是自己的笔下完美，作为编辑对于来稿也求质量的不凡。

第二，长期坚持，也应视为写之“痴 ”的。《觅渡》写作花了6年，《大无大有周恩来》则用了20年。面对无可奈何的多次中断，若是没有写而至“痴 ”，早就搁置一旁甚至忘之脑后半途而废了。告诉各位，他为写《觅渡》而从北京三下常州，为写《二死其身的忠臣彭德怀》五上庐山。没有写而至“痴 ”，谁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第三，情的相应赋予与对悟性的引发，也是写的“痴 ”之构成。相比于“第一”“第二”，分量要沉了许多，故细述如下：

（1）情的相应赋予。喜、怒、哀、乐、好、恶、惜、厌等等情感对于不同门类、不同体裁、不同写作对象，给其所该有或所相应的赋予。新闻的客观性尤其消息对“情”的融入有较大或极大限制，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可以放宽，而文学作品就万万不可或缺且要达到一定浓度的。梁衡自己就认定“散文的第一要义是‘真’，要有真情实感。”他说的“文学是人学”也“主要是指人的情感、性格和人格。”因有这般明晰的认知，他的情之对于所要写的确是该淡就淡、该浓就浓直到高密度融入。写《大无大有周恩来》时是否一边运笔一边抹泪不得而知，反正笔者那时只拜读了几段就泪水滴了下来。常识告知，作品能动人者，情也！此文能让作为受众的读者情感起伏，源于作者对主人公的爱、亲、敬、尊诸种“情”的高密度融入，从而产生了强的辐射。

（2）对悟性的引发。梁衡儿子眼中“老爷子是我们家里人情感最脆弱的一个。” 这不一定是性格之短，因为情感脆弱到了“最”，是情感敏发性极强的体现，可推动情感趋向激情状态，引发写作欲望的喷泄。梁衡40年后亲见到他所熟悉之地的生态由艳丽洁美变为不堪，感触太多太多，《乌梁素海：带伤的美丽》就是这样喷泄而出的。情感敏发性恰是新闻写作、散文创作所需的，它能促成作品质量不减的情景下的快出、多出。董岩在230页有意聚集了梁衡的两例：一例是多年前东欧访问回来病了，写了《试着病了一回》，另一例是值夜班时的凌晨到医院就诊，就有了《凌晨就诊记》。此页以外的例子也多的是，请阅 101页的一段：“西北之行的50天，梁衡一共完成了1篇评论、3篇消息、4篇通讯、4篇散文、2篇报告文学。这50天的采访记录，后来订在一起，命名为《西北之行》。”出手如此之快，短时间内又拿出那么多，让笔者惊奇中感慨再三！他的诸多作品的呱呱坠地，就是随感而发的，其情感敏发性绝对够上“敏”的了！情感敏发性达到了一定的度，就升华为记者与作家最宝贵的“悟性”：在别人无感中有感，在别人无悟中有悟。《晋祠》一文正是梁衡“心灵的感悟所得”。若用常说的“见人所未见”来表述梁衡目光并不到位，梁衡常是超出前者而在熟视无睹中“睹”出新东西，眼光之独到，人弗及也。国家林业部门官员的只管“木材积蓄量”不经意的一句，一般人当作耳边风，梁衡却有感、有悟，转眼间触摸到古树“身上附载的文化内容”，笔下就有相关内容的一串儿散文诞生。他固然在采访时可达“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的境地。而他之有悟，让他不跌跤也有“抓一把土”之所得。

（3）情的相应赋予与对悟性的引发，体现在梁衡的新闻写作与散文创作中。

信步新闻大门，不能不先说他的成名作：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它之所以一炮就那么响，得益于作者对新闻价值“悟”得很到，缘于“情”的融入也浓。面对岳安林以“科学技术加上科学管理”的创新型思维在养猪路上走出的辉煌，就“悟”到了他作为“春寒料峭中的一枝迎春花”所含的新闻价值。作品中，梁衡对岳安林敢冒风险、又不贪功的喜爱、敬慕之“情”也不淡的。梁衡1978年9月正式调到《光明日报》驻山西省记者站，这篇通讯是他做该报“小记者”仅仅两年就拿出的，一下子获得了连老记者也眼热的“全国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前身）。梁衡众多新闻之作让人心动，源于写作之“痴”以及“情”的浓郁融入。他总结了一套独到的采写方法：“采访与采药”“有钱难买回头看”“三点一线采访法”“顺藤摸瓜，讲清所以”“读写无定时，见缝就插针”等等。谈到梁衡笔下的新闻，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先生很有感触：“山西发来的稿件往往占据头条或要闻位置，特别是几篇批评报道。”他对新闻的职业性的爱之“痴”，促成新闻精品推出的接二连三，奠定了他在我国新闻界的显要地位。

对于他的新闻作品，不少报刊已有详评详论，拙文不赘。需补充的是，梁衡不但在报道上成果灿灿，且是能开创报道新路。他在太原的光明日报山西记者站那阵子，正值拨乱反正时期，小记者的梁衡就敏锐地看到：“文革”时期的“新闻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个性，成了政治的奴隶和工具，是畸形的新闻。”此时他的《听农民朱学勤谈信息》上了头条，这篇是对利用信息做芝麻酱致富事迹的报道，与他的诸多报道一起，突破了“畸形新闻”的藩篱而向着新闻的本位回归，这在当时环境下就是报道新路的开创。他的新闻报道，总是角度新奇又含创新思维。

梁衡职业在新闻，文学却是“此生最爱”，他乃新闻人、文学人的融合体。他写散文，虽是业余，色彩不逊新闻。有人评价梁衡散文“新、奇，深、美，充满了理性的魅力。”这当然对，但其着眼点仅仅囿于写作技巧层面。笔者感觉最该赞的是“情”之浓浓，此外还有文化底蕴深深。《乱世中的美神》《把栏杆拍遍》等历史题材不必说了，写景的好多篇也融进了浓浓的文化意涵，跟“一去二三里”“清泉石上流”那样的纯山水作品大异其趣。《晋祠》在景色中夹进了其来历的追述与被古人津津乐道的“剪桐封弟”典故；《母亲石》涉及到藏系佛教宗喀巴大师；《恒山悬空寺》《青山不老》《夏感》几篇也同样厚重。梁衡散文追求的是“篇无新意不出手。”他的散文全都新风徐吹，给受众送来的是一番别致。

梁衡独创的政治散文，更是落地有声。“政治散文”之名，是从内容上来定义的，写法上也不同于一般散文，在以“情”感染中有着以“理”启迪的加进。这类散文最易陷于枯燥，而梁衡的巧妙在于：“用文学翻译政治，需要找到文学的意象，在曲径通幽的距离和朦胧中，产生美感，转换出含蓄的文学意境。”写这类散文，作者本人“情”上跨度较大：不仅要有“情感反应”上的激情来启动，更需“情感控制”下的冷静以深思。一如梁衡所言：“要有记者的活跃，也要有学者的冷静。” 196页董岩的解读也深得其要、深得其奥：“梁衡散文的情，是在理性控制下的情，是被理性，包括道德理性和政治理性过滤了的情。”“情感控制”的深层意蕴至少有二：一者，摆脱激情的左右，把握尺度、不能越线。《大无大有周恩来》《觅渡》等政治散文，虽撰写时激情喷发，内容却体现于理性状态，爱之所爱、敬之所敬、愤之所愤，没有不及也没有过及，均很适度。影响很大的好几篇难度大了很多，《孤帆觅渡》在268页提到：“他写瞿秋白，张文谦，彭德怀，皆碰触了当时的敏感地带。” 对此缩回头去，不是梁衡的性格。难比登天的《张闻天：一个封尘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一文，终是大胆推出了。梁衡自己亮开了“尤其难”的谜底：“《张》稿（《张闻天：一个封尘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之简称）的难度，难在对立面是毛泽东。先得写出毛的错误，毛的不公正，才能写出张的悲剧，而毛至今在一部分人的头脑里仍是禁区。”在当时窄逼的舆论环境中提笔进入“禁区”，想要甩开膀子运斤抡斧，不碰墙、不伤窗很难很难，他竟在当时舆论的夹缝里把握了尺度。此文2011年面世，社会反响很大，受到多方赞赏。然而，不可避免地有了“然而”：虽说早在1979年中央为张闻天平反昭雪，多年后竟有人认定此文踩了什么线，连同收入该文的《洗尘》一书评鲁奖时被卷入风波之中。《张》文是明摆在那儿的，孰是孰非不难辨清。笔者的感觉：是风波掀起者的思想僵化，并非梁衡尺度把握上的差池。二者，不能浮于激情状态的浅层，心力投入于深思内在、深挖内在。梁衡的优长是喜于思、善于思，《觅渡，觅渡，渡何处？》（简称《觅渡》）一文，就思考了6年，正缘于“不断思考，不断突破，不断有新发现和新思想”，才有了他向深层的不断开掘。193页选用了作者董岩采访中的一段：《觅渡》一文“主要是“怎样发现人的价值，挖掘人的价值，想写出一种人格的力量和做人的道理……人的精神世界，其广阔、博大、复杂，绝不亚于自然世界。人是另外一个世界。”然也，此论！好多人拿《多余的话》来污瞿秋白，梁衡却从中窥见了它的光亮，便用巨笔复原了瞿秋白形象本来就有的“多重色彩”：他放弃了在文学创作或课堂执教必能到手的顶级性灿烂，为了照亮社会前进之路“毅然举全身而自燃”，成为革命的早期领袖，但遇到不公正对待，他斗志依然如故。他把“革命投入人生”，在凛然就死前不忘解剖自己、敞开内心，是革命志士中少有的乃至独一无二的“宁可舍其事而成其心”的“哲人”。耐人咀嚼的经典呀，相比“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的那一伙之魂如沟淤，而坦荡的“哲人”身与魂均在清湛天穹、洁白云端。“宁可舍其事而成其心”的九字“文眼”，一削坦荡君子的“被人误会”，也让《觅渡》一文成为笔者心中的当今散文品质之冠。“许多人评价，这篇不足 4000字的美文，其价值超过一篇学术论文，其影响超过一本专著。”这一评价中不含一丁点儿夸饰。《觅渡》一文的开掘已是穿崖至底、难有再挖的空间，这正是梁衡去“激情状态”之肤浅后深思内在、深挖内在的结果。此后，梁衡怀着激情又写了诸多政治散文，每每都有火花在闪。作家梁晓声联系到那时文苑还处于元气未复的环境，称梁衡散文：“使那荒圃有了灿然绽放的花朵。”在此暂且不说大家所熟悉的红色领袖人物，就是古代的辛弃疾，近代的林则徐，梁衡笔下对他们充满崇敬、爱戴以及对其壮志未酬的惋惜。可见，他无论在题材选取上还是在行文中，都将情感、感情恰切地融入其中。“情”不仅参与了从选题到定稿的自始至终，且凝结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董岩在她一篇专文中将梁衡此类散文的创作原则归结为“严肃的政治态度，诚实的文学规律和有个性的新见解”三个方面，又在《孤帆觅渡》中对梁衡散文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的《恒山悬空寺》起为山水散文，1996年的《觅渡》起为政治散文；2010年《冬季到云南去看海》开始人文古树的创作历程。她对梁衡创作原则的归结，对其散文创作阶段的划分，清晰又到位。

梁衡作品质量如何？对其肯定性、赞美性评价确是不少，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课本与教材对其作品的入选。笔者认定，作品能有这番厚遇的，无疑是第一流作家。缘于课本、教材门槛高、规格严，入选率千里挑一、万里挑一，而梁衡的作品入选70余篇次，破了纪录；况且，课本、教材几乎是全民目光聚集之地，须能经得起亿万人的聚焦。梁衡就经得起，《晋祠》一文稳居竟达36年之久！不但经得起，而且还有亮丽：梁衡自1980年首篇散文发出至今几十年了，投稿竟无一次退回，百发百中率被视为文坛传奇，且作品一旦面世，就如巨石投海，浪花儿飞天了。何也？缘于新，内容新、角度也新；缘于思，思之透、思之深；还缘于情，情感浓、感情也浓。

三、梁衡“痴”于读、“痴”于写，衍生了“痴”于“研”

笔者之所以在“研”前冠以“衍生”，因为它是梁衡读的知识获取、写的经验积累中创下的新路径。笔者意在说明：梁衡没有像不少作家那样从“读”达“写”就止了步，而是发现新的空间确需探索，就坚定地走了过去，这就叫探索精神。敏于发现和善于深思是理论研究两个最基本素质，梁衡恰恰具有，因而在研究领域超越了他的预期，取得了料想不到的辉煌。

首先，在新闻基础理论上拿出诸多新颖观点。一者，给新闻予以新的定义，并于1997年做了补充完善：“是为受众所关心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播。”新定义添加了两个概念:受众，信息，又将“报道”改为“传播”，传统概念的“三要素”增到“五要素”。笔者感到新闻概念上这一新的定义，“质的规定性”比“陆定义”更加明晰，堪称“梁氏新闻定义”，乃新闻理论上分量最沉的新观点之一。最闪亮处，是用传播学理论予以武装。在传播学这一崭新学科刚刚引进而尚未完成“中国化”的背景下就用起来，目光很前卫的。二者，提出了报纸的“四个属性”，并于2008年将先后顺序最终敲定为信息属性、政治属性、商品属性、文化属性。在顺序调整中，认识进一步深化。梁衡对此解释说：“这是第一次区别于以往的‘喉舌’‘工具’论而尝试全面解释传媒本质。”他将“四个属性”在“全面解释”时由报纸扩展到了整个新闻媒体。三者，是对新闻与政治关系这一极复杂问题的一系列论述。这些，均在新闻与传播学基础理论的重大问题上进行了探索，新闻史上应着一笔。

其次，对新闻业务“很多规律性的认识和总结”，属于新闻与传播学应用理论上的探讨。《记者扎记》《评委笔记》《署长笔记》《总编手记》构成的“新闻四部曲”，在谈采编业务时除对新闻原理的思考涉及基础理论外，均属应用理论。他所提出的“报纸的主体是新闻，本质是信息。”“消息要七分儿肉，三分骨”，还有《传媒新论》以及《说经典》的“经典的三条标准”等，很具体、很清晰、很深刻。《孤帆觅渡》作者的专业性目光很强，专门引用了传播学研究领域重量级专家郭庆光的评价：“在当代新闻史上，他是一个醒目、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对媒体的理解、对新闻学术、对新闻学的理解，都与众不同，他是理论和实践结合得很好的学者。”郭教授对梁衡本人与他的理论研究之评价，客观而权威。

再次，梁衡对散文创作上的理论探讨，不乏大胆又亮眼的创见。历史留着记忆，“文革”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领域如梁衡看到的“都要努力和政治挂钩，贴上政治标签，安上政治尾巴”的“时代病”依然存在，文学评论中“几乎没有批评，只有赞颂”的非正常现象也在延续。其中，散文的结构竟是沦为千篇一律的“物-人-理”三段式新八股了。梁衡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些现象对于文学的危害性，先后发文7篇，点了很有影响且具典型的作家杨朔之名，指出“杨朔模式”为空头政治服务，虚假，失真。矛头指向并非杨朔个人，而是散文创作中的病症。他发出头一两炮时，还是初出茅庐的小记者，体现出他的胆识很不一般。

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末的《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兼谈文学与政治》一文，则是梁衡又一名副其实的理论研究之作，它采用了宏观性视角，既涉及基础理论又涉及应用理论。笔者认为，这里至少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梁衡认定的文学与政治是什么关系？《孤帆觅渡》207页有他本人的答案：“文学和政治，谁也代替不了谁，它们有各自的规律。从思想上讲，政治引导文学；从题材上讲，文学也包括政治。”二者关系乃是文学理论中一个原则性问题，犹如大动脉、大骨头对人体一样的重要，梁衡抓这个就抓住了根本。二是，他提倡的“大事、大情、大理”的内涵、外延是什么？其“大情、大理”，内容相对单一，表述也很清晰，在此就不费口舌了。他所说的“大事”，笔者认为有两个所指：“政治者，天下大事也。”乃为一指，亦即作品密切关联政治，即视为写了大事；还有一指，题材所反映的是重大事件与重要社会现象，即他所说的“万千人利益共存共在之事”，为的是“总结事件精神财富，揭示历史规律”。梁衡对政治散文的诸多探索，融入了他的深刻思考，尤其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作家对政治的偏见与疏远”起了纠偏作用。对于政治与文学关系，对于两个极端现象的批判，体现着梁衡的目光敏锐与穿透力强。

梁衡的“痴”于“研”的动态过程是：“往往先对时弊加以批判，再从原理出发，厘清概念，然后构建方法论。”并有一整套独特的秘籍：“一是跟住时代大潮而不追风，善于找到热点和薄弱环节。二是逆向思维，反其道而行之，敢于质疑，向权威说不。三是且研且习，善于找到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四是勤于积累，跨界交叉，相互滋养。”其中，梁衡原本用于读书、写作与研究的“且研且习”，最终进化为理论之“研”与实践之“习”的有机结合。他受聘中国人民大学期间，出差带研究生，“言传身教，走一路讲一路，学生受益良多。”将“且研且习”还扩展到研究生教育。

梁衡的理论研究，观点新颖，见解超前，至今依然光亮。个别提法还有继续商讨、继续完善的空间，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认知苛求往昔。在那时的氛围里能有那样的认知，确是不易也很可贵。下一步最好能有更多学者携手探讨，集思广益，促成其形成崭新、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

以“真善美”丰盈起来的感情，同样也“痴”

梁衡意念里：“只一个‘情’字便又分出爱情、友情、亲情、乡情、师生情等等。”除了紧接着所涉及的“七情六欲”乃为情感外，其他均为感情。上述感情可合并为亲情、爱情、友情三类。这三类共同凝结的感情，体现着人性的本质，是心善与不善、人品高与不高的衡量标尺。

梁衡对于亲情、爱情、友情同样也“痴”，并让它在承载“爱”与“善”中丰盈起来。董岩的《孤帆觅渡》给了充分呈现。梁衡亲情之浓最显眼的体现乃为母爱，每次与母亲分别时总是难割难舍，母亲去世十多年后一旦忆起来就“不禁泪流满面。”说到爱情，在书中着墨不多但能看得出也很密的，妻子来京探亲，两人并肩同游在回补着年轻时的浪漫。现实生活中，亲情有血缘关系支撑，爱情有家庭关系维系，而友情靠的是待人以善、待人以诚。梁衡好友如此之多且是布遍天下，体现出梁衡友情之善之诚来。

亲情、爱情是人类幸福之源、快乐之源，述之不尽享之不完。但本文要委曲一下亲情、爱情，多多的偏饭、多多的笔墨让给友情。这是因为，友情是亲情、爱情在内的“三情”之根本，延伸到血缘之间方显亲情，延伸到恋人、夫妻之间乃为爱情。友情还有众多延伸：微观层面为人际情，职业情、乡土情等等；宏观层面则为民众情、民族情、国家情、国际情。亲情、爱情局限于狭小范围，而友情长臂伸向了广袤的社会。缘于梁衡的多重社会身份，交友在他的人生之道上分量更沉也更有价值：

首先，它是“痴”于读的升级版。交友，由读本本升级为读社会，做人，学知、益智全都有了。况且在与友人交往中读社会太方便了，马路边、树荫下、餐桌上、聚会间，无需任何条件都能获取最广泛的时空占有。友情在《孤帆觅渡》一书里扮演着感情的主角，第六章特别专设“亲情友情”一节，其中友情三分天下有其二。梁衡交友不仅面广，还有三类之分：首类是心生敬佩的长者，季羡林先生即是，梁衡从这位学界泰斗那里能学到好多东西。第二类是彼此欣赏、旗鼓相当的朋友，范敬宜、田聪明、梁晓声的便是，他们常在“历史、文学、新闻”等方面随时交流，有时在小区楼下相约，也可能在公园湖边偶遇。友情达于至深，就与季羡林、范敬宜结为“三友”，在此要多说几句的是与梁衡被文学界呼之为“二梁”的梁晓声先生，两人乃为“忧国忧民，关注现实，敢说真话”的知己，“互为同道”之间也常磋商。《孤帆觅渡》中不少处都能见到梁晓声的身影，“亲情友情”一节特别给了他连着数页的篇幅，足见二人友情之密（ “二梁”之关系，笔者将在另文细述）。第三类是众多老部下、粉丝等年轻人，谦逊好学的梁衡，也会在他们身上看到诸多的优，并将它学为己有。梁衡在与三类好友交往中，对社会读了许多。

其次，闯世界也离不开友情。此题虽序列为“其次”，重要性并不次的。若想闯世界，“堂吉诃德”式的单枪匹马肯定碰壁无疑，需与众友援手互伸。苏轼无论文道还是官道确有欧阳修、韩琦、张先等人的相助，他在“乌台诗案”中蒙受大冤，搭救人之多出人想象，仅受牵连而遭罚者达二十余人，活下来的苏轼后来才有机会成了不凡的苏轼。梁衡的交友当然是善心、爱心的使然，也是人生之路的社会性需求。《孤帆觅渡》多在友情上用笔，固然体现了作者董岩一种职业性视角、专业性视角，又有她的深层次熟虑。友情的获取，梁衡不免要有付出，但也收获了更多让他感受颇深的“内心富足”。除了精神层面的“内心富足”，梁衡能到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位上，后又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绝不是他一人之力能完成的，必有众多援手的伸出；他那么多精品能广为传播，也有好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给他提供了众多优质平台。

友情与亲情、爱情一样，均是一对一地彼此施予。梁衡与同事的友情互相施予大都彼此对等，但对部下与那些“死忠梁粉”以及广大读者在内的万千受众，则结成“真善美”的提供（含其他帮助）与接受的链子。不囿于小圈子、小家庭，更多地施予了众人和社会。一向主张散文要写“大情”的梁衡，用他的勤奋人生、智慧人生在神州大地上为硕大的“情”字挥着笔，让“大情”扩展到更广层面，体现为民众情、民族情、国家情。笔者还有未说完的话，请参阅同刊下期此文的姊妹篇《“梁衡现象”的传播价值、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

作者简介：

杨若文，本名杨军，1961至1966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五年制期满毕业，退休前为武警工程大学教授（编审）。出版著作十多部，其中两部被部分大学选为教材。发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华读书报》以及杂志《今传媒》《西部学刊》等的学术论文230余篇，内容涉及到文学、语言、历史、社会心理学、新闻传播学多个学科，其中在古代汉语（署本名杨军）、媒介研究、报刊批评、《红楼梦》等方面研究的论文产生了较大影响。十多年前曾在一片反对声中独自提出并用8篇文章论证的“新闻情感信息传播”，如今经过众多学者的完善，已初步形成“新闻情感信息传播”的崭新理论。出版了长篇小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上下册与《宫灯》，均为历史题材。现主持文学期刊《华文月刊》文学评论专栏“华文观察”，兼为几个文化出版公司历史书稿审核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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