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青春的激情在曾经年轻的身体里火样燃烧，却不曾分辨过是黑还是白，以至于横冲直撞，哪去管它头破血流，粉身碎骨。当一切貌似归于平静的时候，历史的又一波洪流又汹涌而至，安逸的生活渐行渐远……蓦然回首，曾经那个懵懂的少年却已霜雪满头。
二十六
一九六六年年底，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冲去市政府领导人的住所，这时工人中分成两派，一派是砸烂市政府，造反的多数派，另一派是保护政府机关和当时的市政府领导人，市长是曹获秋，曹获秋和张春桥都是居住在康平路市委大院里，这天发生了上海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看热闹的人群很多，我是其中之一，双方都打斗得很凶，曹获秋和张春桥的住宅都受到冲击，有工人丟给我一个面包，以为我也是他们的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晚上，我在所在的学校里，晚上十点左右。只听见校外的马路上汽车声一辆接一辆，过一会又有汽车声，反常得不同于平时。我们隐隐感到今夜外面可能要发生大事，于是邵志刚、我、卢斌全，还有一个人，我们四人就不自觉的往外走，朝汽车声音的地方闲荡过去，大老远急促的卡车声仍然不断。 当我们走到江西中路靠近福州路时，此时不能再过去了，这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大楼，大门外有工人把守，工人围成三层，头戴藤帽，个个手里拿着棍棒，行人不得近前。我们便绕道河南中路往南京东路方向走去，深夜十点多马路上人却越来越多，走到南京路，人声喧闹。只见河南中路南京东路靠北边的那幢大楼上有人往下用汽枪射击，楼下马路上有人在骂，但也只能远远的围着大楼，大楼的门紧闭着，人们无法靠近。楼上不断的扔东西下来，南京东路上人山人海。这时有三辆摩托远远快速驰来人们急闪一边，前面两辆一下就过了封锁线，最后一辆被人推倒在地，人也被按在地上棍棒交加。
我远远的看着，不敢近前，怕那幢楼上扔的东西砸伤。最后过去的那辆摩托车就地被焚烧，火光映得那段路通红，据说这三辆摩托是交通大学的学生骑的，属于“反到底”组织。交通大学“反到底”在上海高校是闻名的。周围人群激愤，我不敢停留，沿着南京路往人民广场走去，这一天的深夜人比白天还多，人不断的被挤散，走到西藏中路福州路马路对面的人民广场，围观的人群更多，到处都有人发表自己的见解，有的支持上海柴油机厂的东方红组织，有的支持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合司令部组织。两派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在激昂的议论和辩论。
突然离我不远处一位女学生模样的人被人撕扯，夏天人们身上都穿得很少，广场边上人又多，挨在一起，只见一只一只男人的手伸向这位女学生，三两下那位学生的衣裤全被撕下，一丝不挂，十多双罪恶的手伸向那纤弱的女人，推搡着，手乱摸着，女人反抗的尖叫声夹杂着男人们的淫笑声传得老远。一直从人民广场推搡到对面的福州路，这时从福州路的店里出来几个人拚命把那女人拉进了店里，迅速关上大门，女生才总算脱离了那些已经疯狂的男人们。
这一晚，通往上海柴油机厂的军工路上，所有的路灯都被打掉，整条马路漆黑一片。上海柴油机厂全国闻名，万人大厂，厂里有两个组织，一个是东方红组织，属于王洪文工总司麾下的组织；另一个组织的头头叫杨仲池，由厂里多数人组织的上海市柴油机厂联合司令部，简称上柴联司，东方红组织在厂里是少数，但是得到市工总司支持，整个上海市分成两派，一个是以王洪文和潘国平为首领的上海市工总司，得到中央文革组长张春桥承认的合法组织。 另一个组织是各单位为支持上柴联司成立的支联站，全称为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联络总站，开始成立是有一百多个单位组成，后来发展到几百个单位。与工总司对立，每天在人民广场都有这些支持者在声援上柴联司。这天深夜，已经过了十二点， 八月四日凌晨，工总司动用了许多大厂的人马，成百上千的卡车支援上柴东方红，要把上柴联司彻底砸烂。
八月四日早上，上海到处可见花花绿绿的传单上，都有记载八四行动的消息，杨仲池被打成重伤，上柴联司的各个大大小小的头头都被打伤全部被抓走，据说没有一个投降的，被关押在上海四十个公革会的看守所。我四弟的学校，他所属的组织和公革会（公检法）有联系，四弟在蓬莱公安局帮忙看管这些被抓的其中一些联司骨干，他对我说，这些人被送进来时个个都在武斗中被打成重伤，但是没有一个人投降，连看管他们的人都很敬佩这些硬骨头，同情这些人。二十七
一九六八年初社会上很乱，学校周围有一些人经常寻事打群架，一天晚上我和一些人在校门口贴大标语，与人发生口舌，我们人多，他一个人，等我们贴完标语回学校不久，那人纠集了十几个人冲进校园，找到我和贴标语的人，手里拿着小刀就往我身上刺过来， 此时高三（2）班的王秀珍（不知是否这个名）正好走过来，小刀不偏不倚刺在了她的背上， 等我们的人都赶来，这伙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冬天大家穿的都是棉祆，王秀珍的棉祆和衣服都被小刀刺破，送到医院，医生说刺的地方离心脏只有二公分，如果再偏一点生命就危险了，过了好多天，她的伤口才好。 经过几次的参与 ，我早已厌倦了这场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红卫兵运动，班里的卢吉根同学也是八一红卫兵，我和他比较要好，未来该如何走 ，都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迷茫。 周钢良，伍贤达两位一直呆在家里的逍遥派， 和我们关系一直很好，这一段日子，卢吉根差不多天天邀我，再共同邀伍贤达一起到住在老西门一条巷子里的周钢良家，天南海北的聊天。周钢良的家很小，他姐住下面，我们上狭小的木梯到他那小阁楼里，往往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是在这小阁楼里打发掉。
武斗在一些工厂照常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军队进驻了两派武斗较历害的工厂，而工人宣传队又进驻学校，报上开始登载知青自发去农村落户的宣传文章，八一红卫兵的余镛琳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自发去江西省峡江县插队务农。这是明德中学的学生插队务农的一个壮举，早于后来知青大规模下乡时期。
我母亲也是工宣队一员，她在厂里一向生产努力，是厂领导培养的对象，本来是准备培养入党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来了，这事也就无结果了，我母亲跟我说起，她厂里几位工人常向她谈起我，他们是我初中的同学，杨华生同学现在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过去班里成绩不好，被分配到工厂，现在是工宣队一员主要管理学校的学生，母亲的工宣队是进驻丹凤路小学，工宣队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母亲常在家里对我们说，现在她们大字不识多少的工人要管理这些文化人，真是时代变了，一些老师见了工宣队员都有点怕似的，很可怜。
母亲在文革前一直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跟厂里的卢厂长关系很好，文革中卢厂长被批斗，母亲是厂里的保皇派，同情卢厂长，卢厂长被批斗后，仍与她来往。卢厂长的丈夫是小东门协大祥卖布的售货员。 母亲过去在厂里订的支部生活月刋，每次拿回家，我首先看的是最后一页的漫画。现在在丹凤路小学，两派的老师有什么事都要找我母亲，母亲总是协调，扮演的是老好人角色。
这年的秋季，明德中学来了许多工宣队员，长期逍遥在家的学生都要重新到校，每个班级配备一名工宣队员，六六、六七、六八这三届学生都要毕业分配，因为关系到每个人今后的前途，所以各个班级的学生全部都到校，两派之间的争斗也没有了，六六届学生先分配，这一批里有分配工厂的，还有分配崇明农场的，最差的分配在江苏省的大丰农场，家里如果有二个人同时是六六届毕业的，那么一个可以分配在工厂，另一个一定要到农场去。 学校成立了毕业分配小组，由进校的工宣队员和部分教师组成。因为负责各个班级的工宣队员和负责毕业分配的老师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权，所以许多同学会找分配小组成员强调自己的家庭情况，诉说自己应该分配在工厂，当然每个学生都有档案，分配小组会进行调查，知道各个学生的家庭成员情况，最后决定各个学生的毕业去向。六六届同学的分配基本上有一半的同学留在上海本地的工厂企业，另一半人只能去郊区的崇明农场和江苏的大丰农场。
因为关系到自己的前途，所以每天可以看到学生和家长找到负责自己班级的工宣队员，这时的工宣队员们都是最忙的，工作也是很难做的，一直活跃在学校参加运动的同学在去向分配时稍有优势，他们更能得到工宣队员及分配教师的支持。很快六六届的学生分配完了，这时同学之间互相在一起照相留念，八一红卫兵的部分成员也在学校的办公楼的门口拍了照片。 接下来分配六七届的学生，这一届的学生有一部分同学可以留在上海工厂，大约半数的同学要去外地插队落户，如去安徽。我四弟就是分配去安微阜阳地区的临泉一个与河南交界的偏僻乡村，他不愿去，但是学校有对付的办法，父母单位停下工作，说是办学习班，实际上是父母在单位的工作停止，要家长做好子女的工作，儿女同意上山下乡了，父亲、母親才可以上班，户口一迁，人也必须走，我母親本身就是工宣队员，我四弟无奈很不情愿的同意插队落户。对付不愿插队落户的学生，上海市各中学采取的对付方法都是一致的。无论你 有多么的强硬和各种不去的理由，对付你的办法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指示是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登载在各大报纸的头版的语录框里，上海的毕业生分配加速进行，六八届毕业生一片红，所谓一片红就是这一届毕业生全部到农村去，包括余下六七届部分还未去农村的毕业生。明德中学这一届的毕业生分配插队去向是内蒙古、吉林延边农村、 黑龙江边境县的农村，还有云南、贵州、江西农村。 全部上山下乡，也没有什么好争的了，也没有人情可讲。班里我是第一个响应号召，报名去农村插队落户，现在同学考虑的是去哪个地方。去黑龙江的是这一届毕业生最早离开上海的，卢吉根去了黑龙江的嘉荫县，在他走后不久，我听到班里的陈治钧说他的坏话，于是我和他吵起来，最后演变到和陈治钧动了手，我的嘴角处被打出了血， 同学们见势不妙，赶忙把打得难解难分的我们拉开。班里卢吉根和我是一直比较要好的，我也属于是年轻气盛，为朋友两肋插刀。所以在以后与他通信时，我将为他鸣不平并与同学打架的事告诉了他，卢吉根在回信中说，如果他在上海一定帮我打架。我心想，若他在的话，帮忙的就是我了。
绰号老宁波的徐锦荣后来去了云南，他在最初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到， 谈到他们知青生活的艰难和劳动情况用了一句刀耕火种来形容。还有去吉林省插队的乔其华 （名字不知是否记对）在临走之际，穿着军大衣在照像馆拍了照，与我互换像片做为留念。
二十八
我去江西省农村插队是在一九六九年三月，我是班里最早报名上山下乡的，却参加了学校给去江西的一些同学家里送喜报，也就是说送通知书到这些同学家里，学校还组织一些人敲锣打鼓地把一份份所谓喜报的通知书送去。我就是敲锣打鼓人中的一个。印象深的还去过后来插队在同一个大队的章佩华（后来改名为章红）同学家。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五号一早，母亲和二哥拖着沉重的脚步，替我背上小包，送我来到黄浦江边军工路五号码头。滩头上已聚集着无数的人群，都是和我一样，一个学生，几个送行的亲人，不停地叮嘱着。 高音喇叭播放着激情昂扬的革命歌曲，喇叭声盖过了周围的人群声，“欢送上海知青去江西农村插队落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大幅标语格外醒目，红旗在江风中哗哗直响，东方红401号轮早已停靠在码头，滩头上一片嘈杂。
母亲反复不停地嘱咐我，到江西后要自己当心，不要累着了，有事赶快写信回来，不要让爸妈担心，大家要互相帮助，要吃饱肚子，不要生病……我从没见过母亲给我说过这么多话。心里明白，母亲心里很难过，我四弟刚插队安徽农村不久，现在又有一个儿子要远去江西农村，我始终嘴里不停地“嗯，嗯”，也第一次这么顺从听话。 大约九点多，喇叭里播出上船的时间到了，与亲人分别的时刻终于来临，江滩上已经有哭泣声。我从二哥手中接过挎包，里面放的都是母亲给我准备路途中吃的和一些洗刷品。我向母亲、二哥告别后毅然向船梯走去，回头一望，母亲已泪水挂眼，我不由心里一酸，眼晴模糊，为了不让母亲太伤心，我迅速扭回头，走上船梯，码头上此起彼伏的哭泣声，一浪盖过一浪。我心里不由一阵悲哀。
在船上找到了同班同学周焕章，还有今后插队在一个大队的黄啟人、王钢、沈鼎煜、安信鹏，女生中有尤兴丽、沈丽芬、郑惠芬、金流波、章红、倪伊丽、林雅珍、徐敏华。汽笛拉响，船身一阵晃动，缓缓离开码头，送行的亲人们还是那么多，岸上、船上互相不停地挥手，呼喊着，江水的拍打声，有些学生的哭泣声，轮船的机器声混杂在一起，慢慢远送浦江岸上的房子、马路、仓库，离熟悉的市区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回到船舱，里面挤滿了人，都像插葱似地人挨着人站立着，无法坐在地上，犹如大串联时在火车上站立一样。船上严重超载。
船上有的学生开始吃起家里带来的茶叶蛋，还有烙饼糕点之类，船舱里一片狼藉。
第二天船经过南京，在大桥江面时有越来越多的知青拿了餐厅的土坯碗几个一叠往长江里抛去，在发泄心中的不滿，沿江的风景毫无兴趣。
晚上睡觉时，我们几个男生挤靠着坐着睡，经过整整三天的航行，船终于停靠在九江码头，这比通常航行时间多了一天，出了码头，呼吸到新鲜空气，心里稍轻松些。 我们这些人集中在甘棠湖边，看着一群群九江妇女在湖边捣衣，第一次看到用棒锤敲打衣服。一路上时不时在想，一根木棒都能把衣服洗干净，还觉蛮新鲜的。烟水亭周围的风景特美，心里顿时感到舒爽，几天的辛劳在这时不觉一扫而光。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虽然是在三月底，九江已经下过雪，我们在烟水亭附近等车。接我们去范镇公社的公社干部穿着一身黑衣裤，来了几辆用油布覆盖的撑篷卡车，我们上了车，一路颠簸，车后扬起很多尘土。
到公社时，天早已黑下来，地上一层厚雪，公社联系大队，等了好久，大队来人接我们，然后深一脚浅一脚爬山越岭来到下源河湾（第十三生产队），我们的目的地到了，去上源的同学还要往里走，他们的路更远。
当晚，分配我们到各个贫下中农家里吃晚饭，据伊丽回忆，她和林雅珍到的一家，桌上点着微弱的煤油灯，生产队没有电，所有人家都是用煤油灯照明，桌子是四方桌，凳子是很窄小的长条凳，那家的小孩两眼新奇地目不转睛盯着她俩看……晚饭时，老乡端上二碗黑糊糊的乔麦糊，没有菜，她俩说实在难以下咽。回到生产队的仓库后，六个男生睡在阁楼上，没有遮挡，八个女生睡一个房间正好挤在一块，没有房门，女生们拿一个大圆簸箕，就是晒粮食用的那种，挡在门口，全部睡在地铺上，都是稻草当床，边上还有农具、稻谷之类，折腾了一天，人已经很累了，一倒下很快就不知觉了。江西山区农村的生活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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