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文革，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我是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我也曾经有过壮士般的热血豪情，但在深陷其中几许时日后，我脆弱的灵魂常常陡生出诸多的疑惑， 社会的动荡，人民的贫困，精神的桎梏 ，这些都无疑会让我 陷入深度的怀疑和迷茫中。但当时对我来说，更多的是担忧，深深的担忧！
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想去其他地方串联，记得是十一月二日，那时北京已经很冷了，我身上穿得很单薄，一件毛衣挡寒，其他人也是，我是想这次出来不容易，走得越远越好，最好是往东北去。但是身上的衣服挡不住寒冷，八个人分成了两派，沈金棠与徐解民认为往北走太冷，还是去南方广州为好，于是四个人南下广州，我和杨国华、霍玉良、邵志刚四个则去了长春，八个人同时来北京也同时离开北京。
火车到达长春车站时已是第二天下午，地上的雪很厚，一下火车人冻得直打哆嗦，从上海出来已有些日子，虽然知道北京的气候要比上海冷一些，在家时已有所准备，多穿了一件衣服，现在的东北长春正是冰天雪地，邵志刚提议说找吉林省省委，向他们求助。我们一行四人别着上海市红卫兵的袖章在长春特别显眼，这个时候在长春很难见到上海的红卫兵。
一路上问到省委，进了大门直接进入一个有人的办公室，说明情况后，那位干部看来还是蛮大的，直接吩咐下面的人去拿四套棉衣棉裤。一会儿，那人拿来了四套黑色厚厚的棉衣棉裤，我们四个人赶紧穿上，写了张借条给省委的办事员。从省委出来，虽然天气很冷，但是东北的棉衣棉裤穿上后就不再感到太寒冷。我穿上大棉衣后，觉得那厚厚的黑棉裤穿上去实在很臃肿，情愿腿上感到冷一些也不情愿穿上棉裤，好在有大棉衣可以御寒。
在长春我们四个又分手了，我和杨国华还想往北，我想去大庆看看，霍玉良、邵志刚则去了与我们相反的方向。那时我只知道安达这个地方就是大庆，杨国华说先去哈尔滨，于是我和杨国华坐火车到了哈尔滨，那时正是冬天，哈尔滨街上的人很少，我和杨国华嫌棉裤穿的不舒服，在火车站的串联学生接待处，我和杨国华都将棉裤还给了接待处，也就是长春借的棉裤归还给了哈尔滨。 在哈尔滨的接待处住下，这个时候吃饭要自已花钱了，在哈尔滨第一次见到大列巴，也就是很长又大的面包，早餐在一家店里吃，馒头粗黑的那种，再来一碗很少菜叶的汤。后来餐餐都是这么吃，四个馒头一碗汤，这样省点钱，否则钱用完了不得不马上滚回上海。
冬天的哈尔滨显得很冷清，与北京的反差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和杨国华去了哈尔滨工程学院，一进大门，大字报铺天盖地，街上倒很少见，大楼里人很少，我们粗粗看了一会大字报就出来了，当时并不知道哈尔滨工程学院是很出名的大学。在哈尔滨，我和杨国华主要就是玩了，不再跑各大学，而是大街小巷到处闲荡，感到寒冷就回到自己住处。住的房间很暖和，窗子两层玻璃，缝隙处用纸糊住，不知不觉在哈尔滨住了一个多星期。 上海出来带在身边的十元钱已用去大半，杨国华身上已无分文，于是我剩下不多的钱要两个花销，先前还想去大庆的愿望已没有了，再往北走，身上的钱不多，胆子也就小了，商量了一下，还是回北京吧，北京吃饭都不要钱，还可以借少量的钱，其实各地许多招待所都可以借到一元或二元钱。那个年代七元钱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已经足够了。
于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北京，由于我们在外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多少有点经验了，不用去接待处等分配住处，我俩直接到清华大学，熟门熟路，大学里就能安排我们住处，还是在清华的一个大食堂里住下，记得像这样的大食堂，清华大学有四个。这次回清华就不像上次来清华时那么专心一致看大字报和抄大字报了，心里想的尽是玩 ，去的次数最多的还是天安门广场，四周到处溜达。
在清华大学又住了半个月，身上的钱所剩无几，加上杨国华早已身无分文，我的胆子不再大了，于是我和杨国华又坐火车从北京回到了上海。
回到家里，身上的虱子还在，母亲叫我把身上的衣裤全部脱下，我只穿着短裤急忙跑进隔壁的光华浴室洗澡，洗完澡又跑回家里钻进被子里。第二天到学校，看见霍玉良、邵志刚他们都在，他们比我们先回上海，现在我就读的学校里似乎冷清了许多，有的人正在全国各地串联，陈永真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及一部分同学正在步行从上海到北京，听说走了四十几天才到达。社会上青年和学生将近半年的串联活动基本接近尾声，学生们又陆续回到学校。
二十五
回到学校，这时全国又掀起了一阵夺权浪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取代了上海市政府，各基层政府的牌子都换成了各基层革命委员会。
明德中学的八一红卫兵的办公地点也换了，搬进了东楼的校长和党支部的办公室，最里一间是档案室，这三间房间是八一红卫兵的新的办公室，三联红卫兵的办公室在北楼，庄恩瑜的造反队也在北楼，北楼比较大，十一红卫兵的办公室在教室办公的那幢较小的楼，其余各战斗队及各种名称的小组，分布在各个教室内，写批判文章，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刻蜡纸，油印传单，这是我们日常主要做的事情，学校的运动总是紧跟社会。 闲在一边的校党支部书记谭真很快被人们注意到，大字报上的内容她一直未承认，先前学生们串联时，她闲在家里，现在师生们的眼光又回到了她身上。记得有一天晚上，谭真未听从八一红卫兵头头霍玉良的要求，让她必须白天接受学生们对她的批斗。那天她未到校，于是红卫兵在晚上到她家去准备押回学校批斗，我也跟着去了。
谭真的家在卢湾区一幢漂亮的高楼里，是因为她丈夫的级别较高，她丈夫是十三级干部，家里有保姆，据说跟了十几年，谭真有八个子女，保姆一直在为这八个子女操劳，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尤如姐妹。见到谭真的一大群孩子时，我当时就有了恻隐之心，觉得谭真作为妈妈也很不容易，而且她不像其他被打倒的当权派，一揪斗，这也承认那也承认，觉得谭真还是有些骨气，骨子挺硬的。同情归同情，人微言轻，我知道我说了不算。 谭真当晚就被揪到学校，在学校露天场地当场批斗，在群情激昂的红卫兵一片打倒声中谭真被押上台来。激进的霍玉良先做了批斗谭真的发言，接着有几位学生揭发发言，问话谭真时，她矢口否认，在一旁的贾姚和赵帼荣于是上前一把揪住谭真，使劲把她头往下按，并且拔出剪刀，把谭真的短发乱剪一通，谭真拚命的掙扎，口中大声呼喊。但一个弱女子哪里能挣脱这对凶恶男女的黑手，贾姚和赵帼荣这两个人十足就是一对打手，且心狠手辣。我一直对他们没良知的做法不滿。
贾姚是初中男生，赵帼荣是初中女生，也许骨子里天生就有恶的基因存在，在文革中不知打了多少人。只见他们将谭真按成飞机式，颈上还挂着牌子。尽管这样被侮辱和折磨，谭真始终不承认所谓的罪行，我已感觉到下面的学生已经有一些人在同情谭真，其实我就是其中之一，心想，这么硬朗的人，在战争年代，如果被敌人抓住，她是死也不会投降的，心中对她有了一种敬意。 以后的每次批斗会我都远远离开，直到运动结束，她也未承认所谓的罪行，这在众多基层领导人中极少见的，可见吃了不少的苦头。
在对待学校的当权派上，各派矛头指向都一致，都是要打倒校党支部书记谭真和校长杨淡仙，但是两派又互相攻击，这和其他各校情况一样，基本上各校和工厂都形成了两派。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后，全国两派斗争更激烈了。武斗开始盛行，特别是工厂的工人参于进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为正统的工人组织，各个企业单位都有基层工总司在他麾下，工厂的另一派就不是正统造反派，工人与学生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大的工厂人多，有汽车，有工具，能生产出武斗的器具。
记得有一次，一个单位的造反派联系了我校的八一红卫兵，说有个流氓组织，要打掉这个组织，他们要去抓这些人，问我们是否一起去，我和邵志刚还有几个人愿意去，于是上了他们的卡车，在车上发给我们每个学生一顶藤帽，一根棍棒，一个面包，看到有的工人手里还拿着铁棒，许多辆卡车一路前行。邵志刚脑子很灵敏，打掉流氓组织哪里需要这么多人，说，不对，是去武斗，车在开，卡车上站满了人，又不能叫停下来，等车开到一条马路停下时，我和邵志刚趁人们下车之际丟下棍棒悄悄溜走了。 那些枝校和中专学校两派之间的武斗很历害，一般都在郊区，学生都住在学校里，我家斜对门阿牛的哥哥是上海机电中专的，学校在闽行，他每个星期都回家一次，每次回来总要对我和其他邻居说起他们学校的武斗情况，两派占领两个楼，互相不能碰在一起，相遇就打，楼口处用课桌、杂物堵死，防止对方偷袭，只留一个楼口，整天有人把守，用汽枪打人，怎么用炸药炸，怎么攻楼，对方又是怎么从窗内往外丟物砸攻楼的人。绘声绘色，听的人都围在他身边。
学校的图书馆突然被江志华的十一红卫兵占领，文革开始后图书馆本来是一直锁着的，现在学校的图书落在了他们手中，这些书一直在往外被人带走，书减少了许多，学校的广播室被高三（2）班的造反队占领，这些78转的胶木唱片被偷了个精光。八一红卫兵本来就驻守在学校党支部办公室，那些公章都在八一红卫兵手里，党支部的公章霍玉良让我保管过一个时期。 我晚上都是睡在学校里，就睡在党支部办公室，办公室里面还有一扇门，是学校的档案室，也可以睡人，我很少回家睡觉。学校对面有卖阳春面的饮食店，晚上10点以后还在营业，还有小东门的饮食店也卖阳春面。
那时这样的店有很多，一角钱一碗阳春面，阳春面就是一碗光面，里面有葱花，很鲜，我很喜欢吃，八一红卫兵里常睡在学校的有霍玉良、邵志刚、卢斌全、我及还其他人。我们晚上时常吃宵夜，这些店里的人与我们熟了，吃完面写张借条，吃了几碗面，欠多少钱，这些店只要拿到这些借条随时都可到明德中学的总务科要回欠帐的阳春面钱。
也就是说我们晚上吃面是不需要自己拿钱出去，隔个三两天的深夜，也就是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吧，我们都要出校门吃一碗面，往往面条下好，我们端来，桌上摆的红红的辣椒酱就遭殃了，每个人都要往碗里放一些，特别是霍玉良，倒得最多，面碗里红成一片，看了就感到辣，个个吃得眼泪鼻涕一把，但是吃得很有味，苦了店里，等我们吃完面，滿滿的辣椒酱所剩无几。但店家从没说过任何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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