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
传统精神正大气象
时代之风畅游其中
文/侯振宇
十大国粹之一的书法，从易经的阴阳二卦到画符祛魔到仓颉造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古人与神对话的过程。大篆金文石鼓文到小篆，特别是秦始皇书同文，国家法律法规度量衡都是小篆，使语言不同文字不同的问题得到大一统，中华民族从此血脉相连，穿越了两千多年。后来为了便捷产生了秦隶，提高了书写速度和辨识度，对文字普及推广起到推动作用，使文明的脚步提速。
到了汉代，篆书退居二线，汉隶为主，产生了章草，草书，真书，“汉魏有钟张芝之绝，晋未称二王之妙”。魏晋南北朝行书日渐成熟。
唐楷成熟定型，初唐四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绪遂良、薛稷，到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规范到位。草书也有张旭怀素的狂草，五体书法齐备规范。
书法从诞生到民国到新中国诞生，仍以实用为主，艺术性为辅，或者说是书斋文化。多为书信尺牍，诗文唱和，请示汇报批示，记录谈论游记等等，实用为主，书写则是伏案，字小字迹公整为主，只有私人往来才有草书，而且非常严谨，“匆匆不及草书”，是说匆匆忙忙，没有来得及认真细致的草写，因为“草乖使转不能成字”，自然难于辨识。符号化，必须规范化，否则会误导他人，更不能解读。
三希堂，乾隆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询的《伯远帖》收藏在西暖阁，每有闲暇便于把玩，命名为三希堂，还刻印了《三希堂法帖》，送给王公大臣临习，不足十平米的三希堂，因为三大名帖而誉满天下。
榜书，在那时候是另类，非常之少，非常之难。汉丞相萧何为未央宫署书，覃思三月，可见难度和认真程度了。书成，观者云集。这是最早有关榜书的官样文字记载了。
榜书的名称，其实是从隋朝科举放榜，为了众观而字迹巨大，故曰榜书。以至于山海关嘉峪关上书写的天下第一关，城门，殿阁，山西应县木塔上的匾额，摩崖石刻，山东泰山石刻，经石峪，都是数尺乃至径丈之巨，可谓天下奇观。
苏东坡论书法“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意为大字难于紧密不散，小字难宽绰疏朗。
随着硬笔传入普及，到今天的电子化，书法的实用性减弱，艺术性增强，也可以叫做展厅文化。
古人讲“登堂入室”，就是大雅之堂，皇家之室。而今天的大雅之堂如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入室不是皇家之室，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甘肃有个中渭县，家家挂中堂，户户有收藏。现在人们的居住条件好了，大了，家中无字画，不是文盲便是傻瓜。
书斋文化到展厅文化。书写的实用价值变了，过去为了互通信息，记录过往，请示报告，批注转发，实用性基础上讲究艺术性。
现在是展厅文化，艺术强于实用性，榜书成为重中之重。
榜书除了篆隶之外则是揩书，孙过庭“题勒方畐，真乃居先”，楷书尤以颜体为先。颜体厚重大气，正大气象，盛世荣光，气势磅礴，文臣武将站立庙堂，肃立威武刚强，富有冲击力，震撼力，让人肃然起敬，过目不忘。
楷书四大家欧颜柳赵，欧体重在结体，柳体瘦硬，赵体熟滑。
只有颜体，可代表正大气象，庄严肃穆，凛凛不可侵犯。其实，颜楷厚重之中还灵动，如《勤礼碑》《自告身帖》，初学时觉得死般。而越学越觉得深奥，越学越觉得有味道，越学越觉得颜真卿的伟大。用篆书的笔法，行书的笔意写楷书，写出一片新天地。
我一直喜欢王羲之的行书，尤重《圣教序》，后学《十七帖》，再学《半截碑》，总觉的有些飘。心想王书是从隶书来，就学习《曹全碑》，有所进步，行笔缓了，稳了。
伏案写的作品质感力感立体感不强，古人讲“字怕上墙”，我又改站立书写，在给离退休人员讲书法时，课堂上毛笔板书，我说“借各位的气场，炼我的胆量”，初写不得法，后来渐渐进入状态。
参加各种展览，作品多为榜书，总觉得不厚重，气势比较弱。我师父赵玉柱建议写颜体，并鼓励我一定能写好。阶段性临摹发给丁文德老先生指教，一年来，效果显著。
孙过庭“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意为读帖要认真，临摹一定要相。我在读，我在临摹，我曾写到“每一次读帖都有新发现；每一次临帖都有新的感觉”。我在思考遥想，颜真卿在书写时的神态和理趣，自己在创作中应该怎么写。正如李可染讲的“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功夫打出来”，学习临摹，是学古人的方法，道理。正如木匠，工具就是那几样，而做的活确千变万化，自成规模，富有时代性，自成一家。孙过庭“学宗一家，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资。”，性及性格，欲即是艺术追求。临摹不断，总结探索不断，逐步形成自家面貌。
几十年来，先伏案写小字，后站立写大字，紧跟时代，重点在榜书。
我追求的是，颜体楷书的厚重大气，王羲之行书的灵动，盛世中华的自信与豪迈，自我风格的求索与形成。
努力在七十岁时承先贤，人识我，字得劲，独树帜，章有致，法成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