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初，父亲叶培元接受组织的安排，出任《沔阳公安志》主编。

（一）

《沔阳公安志》要从清朝光绪年间（1894年）起写到1985年止，历经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北洋军阀时代、国民党执政时代、新中国成立后四个时代，共91年，编撰难度可想而知。

面对重重困难，父亲带领助手大海捞针一般查阅了大量的文史档案，抄录了150多万字的资料，走访各种对象160多人次，整理出20余万字的口碑资料。

有一次，父亲在法院查阅刑事档案中，发现一段叙述日伪警察的记载。根据这条线索查找，父亲一人9天走了8个县，最后终于在黄陂县查到了此人的档案，此人虽死，但档案中有他比较详细写出的日伪沔北县警察局组成人员以及所辖各警察所人员，填补了日伪时期警察机构设置的空白。  父亲说，1983年夏，他和县法院的一位干部到北京的中国第一档案馆查资料，看见那浩如烟海的史料，象一个饿急的人见着面包一样，贪婪地啃着，接连半个月看完了300卷档案。

为了节省中午要回公安部招待所吃饭往返的一个多小时，父亲每天中午就在档案馆休息室啃面包、喝杯开水，再接着去查看档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里，父亲查到了好些清朝末年“洋务运动”创办警察的历史资料和沔阳县兴办警务的重要资料等。为此，在京多日连十三陵也未去过。

在各地走访和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父亲总是尽可能节省开支。乘火车总是买硬座票，从不买卧铺；乘船本来可住三等舱，可总是买四等舱的票；住宿大多是公安机关招待所或小旅馆，从不住星级宾馆；在城里一律乘公共汽车，从不坐出租车。他说这样是为了节省公家的钱。

为了写好公安志，父亲作为老病号，常常是病了顶着干不吭声。1984年秋天，父亲因患急性肠胃炎引起肝病变化，这才在领导督促下住进医院。

住院期间，他时刻惦记着史志编写工作，病情稍有好转，就躺在病床上看资料、修改稿子。住了一个多月，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就要求出院了，第二天就上了班。

医生给他开了继续门诊治疗、休息一个月的证明，父亲未给任何人看，悄悄地撕了。他说：“就是医生要我休息半年，这个修志任务也推不脱，还是归我来完成。”

父亲1985年曾写诗一首《编写公安史志有感》：“年近花甲任编修，历史重担压肩头。三朝警史九十载，资料全无使人愁。踏遍南北国史馆，故纸堆里苦搜求。酷暑严寒何足惧，呕心沥血写春秋。”

（二）

经过紧张的日日夜夜，父亲与助手撰写出了20万字的《沔阳公安志》。

由于《沔阳公安志》出书比其它县市都早，好多外省外县公安局前来索取。《沔阳公安志》的出色编撰，使父亲受到上级公安机关的好评和表彰。

1986年，湖北省公安厅在襄樊市召开全省公安史志会议，指定父亲在大会上发言。同年冬，荆州地区公安处召开公安史志会议，也指定父亲大会上作编史修志及工作事迹的报告，并荣立三等功，给父亲颁发了公安部的金色勋章。

也是这一年，沔阳撤县建市，父亲获评劳动模范，出席了仙桃市劳动模范大会；还获得仙桃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父亲修志编史期间，我从武钢回家时常到父亲在公安局大院的一栋旧楼二层的办公室，里面摆着大量的资料。父亲总是加班加点，常常晚上11点多钟才回家。

后来，我看到了印有主编叶培元字样的《沔阳公安志》，看到了父亲劳动模范证书，还看到了公安部颁发给父亲的金色勋章。

《沔阳公安志》完成后，助手抽走，史志办公室只剩下父亲一人。他又继续编写了16篇约4万字的公安史料，报给上级公安机关；将原来收集的背景资料，编写成3万字的《旧警察机关的历史资料》，作为《沔阳公安志》的附件。还在《沔阳县志资料》、《沔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等刊物上发表了7篇约3万字的资料性文章；还担任《沔阳县志》中《政法篇》的主编，在两个月内将50万字的公检法司专业史志“浓缩”成6万字。

我还在互联网上无意之中看到了父亲的一篇文史文章，名为《沔阳“白极会”始末》，原载于《仙桃文史资料》第二期。

叶少雄简介

叶少雄，男，大学本科学历，武钢高级政工师，先后在武钢党委政策研究室、武钢有限责任公司、武钢集团工作，曾任湖北省青年自学成才协会副理事长、武钢青研会副会长，在《工人日报》、《中国冶金报》等媒体发表通讯、论文、散文等百万余字。还作为志愿者，担任武汉园博会园长，并主编《我来了，我是园长》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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