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癖好,周周都要去逛旧书摊。读书人都好去这种地方,走走路,挑挑书,遇到熟人说说话。老头儿的声音很洪亮,声线又与别人不一样,尾音有点尖,所以隔大老远就能听见。这时候,我就从附近的地方跑过来,跟他寒喧几句。他倒是高兴,说你好你好,也来看书来了?今年旧书市场搬到曹魏古城那块了,离他家远了,以前是步行,现在改骑自行车了。
我一位禹州的朋友想趁周末来见见老先生,一联系,在曹魏古城旧书市场。见了面,我替他推着那辆破自行车,从南口一直走到北口,不尽兴,坐在北口的沙闪记,继续说话。那天他买了三本书,放在车前面的篓子里,又不放心,怕被人顺走。我说没事,我帮你带着呢。这三本书,具体书名记不清了,反正是三本不可思议的书,都跟文学不沾边。我顺口问了一句,您怎么会看中这些书?他很肯定地说,有用,有用。闲来翻翻,以娱晚景。
贰
说起老头儿的性格,大家认识比较一致,随和、谦逊、耿直,不说假话。其实干这一行,和其他行当一样,不说假话,往往容易开罪人。因少机敏多朴鲁,不喜曲折,直来直去,闹得面红耳热也是常有的事情。不过,这种得罪是假得罪,过不了两天,再回过头来想想,张名扬有一说一,不曲迎不阿谀,乃真君子也。一笑泯恩仇,颇有些侠客行事之道。
路铁先生和名扬先生皆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张先生长路先生一岁,二人同校不同届,后来做了同事,都在市文联供职。路先生性子倔,喜静善独疏于交际,张先生在路先生作品研讨会上,曾说路先生不善排解不良情绪,导致郁结在胸,一旦被激怒,不仅词色严苛而且更具攻击性,同时本人又显得拘谨惶惑。当时路先生好像很不高兴,面红耳热地说了几句也许只有他们二人才能听懂的话,气氛为之一紧。然而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二人又惺惺相惜,有说有笑,弄得我这个后生一愣一愣的。
再,他请赵鸿麒题写书名,赵当即挥毫,一气呵成。老头却觉得写得太过乖巧纤细,原本是想粗犷苍劲些的,但看赵自信满满,就不好再请他重写。这种事情,自己在心里想想就得了,非要写在文章里,让人家看到了不欢喜。
又,他说陈汉先生写散文“驾轻就熟地喜欢使用新闻笔调,并赋予散文以新闻作品的韵味”,这话颇有深意,不知如何去理解?他也解剖自己,说自己在字词改易和“笔墨官司”中不让人,甚至偏激执拗,显得有些小妮子气。
就是这样的张名扬让我们过目不忘,让我们尊他为“老头儿”,而不仅仅是官样的“先生”。他们这一代人敢于直面人生,敢于直言不讳,敢于针尖对麦芒,光明磊落,不入流俗,当得起文人风骨。对作品负责,就是对人负责,如果只说假话,不说真话,那么文艺批评就不叫文艺批评了,改叫文艺表扬算了。所以,有时候他们的话字字辛辣,亦字字珠玑。非赤子,勿能言。他们的可爱,是文化的可爱,也是时代的可爱。
叁
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般不说写作上的事情。他说写作很感性,每个人的认识和审美不同,便会生出许多不一样的表达。写作不是教出来的,如果非要说教的话,那它的老师只能是自然和生活了。但老先生支持后学一贯热情,不吝用很高的言语激励学生,尽量勖勉。我翻遍他发表过的所有书评,对后学没有一句让人汗颜的话,许多作家都受过他这方面的恩惠。不知何故?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老师您可要健康地活着呀,有您在,我们就是再老,在您面前也是年轻作者啊。”
他和我们一样,把写作当作一生的恋人,常常为之兴奋、为之痛苦、为之癫狂,以为与之分手了,可过了一段时间,两只手又牵在一起了。因为我们其实是离不开笔和书桌的,没有文字的生活,就像没有盐的午餐。老头儿的文章,一半是人生感悟,一半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说实话,喜欢摆弄文字的人,大多不乐意做嫁衣裳这个事,写好了算别人的,写不好又落埋怨。他检视自己,“生性近迂,不善逢场作戏,又不会敷衍应付,还把这档子事儿看得又重又大,故常行文述事拘谨保守,措词用字不大方,甚至有点抠门儿。”尽管偶遇序跋不合人家口味、遭人轻漫之事,他还是写了一百五十多篇这样的文字。他有《序跋的尴尬》一文,心路尽显,末了拿出孙犁的一句话“多言多败,文章写多了,是非也必多”来开导自己,意欲歇笔停写序和跋。
他早期的东西在辞藻上多有打磨,有些晚明小品的清丽自然。后期放开了,不再受这些约束,“平淡而山高水深”,完全是老熟后的淡泊。它会让人乍读之下,像是在喝白开水,但越读就越想读,越读越觉得这老头儿真可爱,实在会写。像《葱姜蒜芥》的开头,“偶然想起葱姜蒜芥,拿来当题写文章。此四字出自《四言杂字》。”短短一两句话,有文有白,冲淡自然,一下子就把人心给抓住了。
只是有时候他对文字难免过于推敲了,要是感觉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不好,就得马上打电话给编辑,说明情况,及时订正。于是所有编辑都知道这个老头儿极为认真细致,一收到老头儿的稿子,心里就打鼓。
我曾向他请教过散文的写法,他一贯主张散文这种文体只能叫写作,不能叫创作的。离开了真和美,散文就死了。“不真,便落入浮华;不美,多不可卒读。此二字,须认真体会。”作家能解决什么问题?作家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作家要解决的是如何把文字写得更美,更能打动人心。张先生的气质实际上是倾向于哲学和诗的,只是在哲学和诗中间,还有一层烟火气。他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双脚插在泥土里,用心来歌唱的诗人。他喜欢把仍然活在群众口头的古词语,放在句子当中,铛铛几下,就像戏曲里的梆子声,铿锵有力,余音绕梁。不像我们,一心想把叙述做得复杂繁琐,一句话可以拆成若干句。他批评这样的表达,逻辑错乱,不知所云。
先生最近一本书取名为《半九十集》,书名令人费解,封面设计古怪,我相信许多读者和我一样,完全不能理解其中真意,除了先生自己。他却十分得意于这样的丑。对于封面上那个断臂、上身赤裸、衣裙落到胯部的老媪,先生是这样解释的,这个形象藏匿着他的初衷和玄机,是一种警示、劝慰、勖勉,以及嘲弄。
直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渐渐地明白,他是要把风霜刻在一个人的身体上。美丽的少女、艰难的妇人、严冷的老妪,一步步的澶变,让人惊警于岁月的刻画。冰凉的风霜,不仅在人的脸上,还在人的神情里,在人的骨子里。它会在不知不觉中降临一个人身上,任其冷漠。这就像自然界的植物一样,能抗过秋冬并且开放得更香艳的,毕竟是少数。也因此,我们对那些饱经风霜、依然豁达从容的人,更多了一份敬意。
作者简介:张海峰,河南省作协会员,许昌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