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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历史与人物专栏
特邀刊发
从北宋风云
到今日三潭印月
作者：王佐臣
审核 东方旭英
图文音乐合成 尘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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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宋风云到今日三潭印月》
作者：王佐臣
聊到北宋，就联想起苏轼、王安石、司马光这三位，更绕不开当时文坛政坛领袖欧阳修。他对这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提携，影响，也有恩怨情仇。后人将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然司马光以一部《资治通鉴》，晓喻天下，名垂史册。那亦师亦友的欧阳修，比司马光大12岁，比王安石大14岁，比苏轼大30岁。此人的功绩与威望因篇幅有限，姑且一笔带过，不作陈述了。本文只想着重谈谈另外三人。
大家或多或少领略过司马光的资冶通鉴，读过王安石变法史书与苏轼的豪迈诗词。可是有几人知晓？那才气绝高三人同朝为官，本该互为良师益友，未料想他们竟一生为敌之事呢？当时围绕国家何去何从，各持不同政见，产生了分岐。尤其在宋神宗继位之后，年轻皇帝深感宋朝国力每况日下，国家财政年年入不敷出，就想改变这现状。王安石的一封奏折，让刚继位不久，想有所作为的神宗帝，看到了几分曙光。这篇奏折，就是史上大名鼎鼎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王安石在这篇奏折里，探究了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同时，同时剖析了种种弊病。并透过那“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了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指出：执政不图进取，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所有领域，提出了改革意见。对于王安石倡导的新法，司马光不赞同，他觉得：天下的制度与财富是不可乱序，变法则是攫取小民的利益，如果国家财力不够，那么就应去减少开支为上策。然王安石则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应重在开源，而不是光靠节流，并说变法是“民不加赋而国足用”，变法并不会影响小民的利益，还会让他们过得更好。最终宋神宗采信了王安石，并任用他为相，着手推行变法一事。
当时反对者不仅司马光，朝中也有许多大臣，如富弼、文彦博一大批人，都不赞同王安石变法。所以王安石就选用了不少底层官员，从而也使许多贪名图利的人，纷纷混进了变法派。苏轼与司马光常抨击王安石任用小人，急功近利败坏国事，在朝堂上同王安石针锋相对。王安石依仗皇帝对他的信任，将司马光驱赶洛阳，司马光抵达洛阳之后，就隐忍不发，成天埋头写书，谓之穴居。与变法派政见不合的苏轼就沒那么幸运了，遭受排挤流放外地，而后又被举报，他在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于是一贬再贬四处漂泊。在王安石变法十年中，苏轼一直流放在外，常有到任还没多久，又被贬谪向更穷更远的地方去了。所以苏东坡的日子，充满了不安定与凄苦。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苏轼的诗词才越发接地气，有烟火味与豪情万丈，倍加使后人敬仰。这期间司马光呆在洛阳，完成了赫赫有名的《资治通鉴》。北宋通过王安石的变法，收入变得丰厚起来，在王安石的支持下，那王韶完成了拓边河改造大捷。可惜天有不测风云，王安石最大帮手，他的长子王雱不幸英年早逝。没过多久，更大的噩耗又传来，皇帝神宗因病驾崩了，遭受到如此重大的变故，王安石心灰意冷，便辞官回乡去了。
此时，司马光机会来了，那继任的宋哲宗年少，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这太后本来就厌恶新法，于是，她召回司马光，并委任他为相主政。轮到司马光施展政治抱负与报仇了。他为宰相后，立即发布诏令，命全国五天之内，全部废除新法。而正是在这次废除新法中，奸臣蔡京因为执行力强被司马光大加赏识，从此进入国家权力中心。经过多年磨难的苏轼，长期在底层生活，深知王安石的新法，其中不少地方是对国家和黎民百姓有益的，他就事论事劝谏司马光，不要急于废除新法，殊不料又被新当权者。视成眼中钉，又一次次流放，远走天涯。有则趣事，说苏轼在这期间，曾探访过王安石，两个人携手同游钟山，俨然一对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们诗酒唱和谈禅说佛。彼此不计仇，我想，人生至乐也不过如此罢！不久。王安石便去世了，又没过多久，司马光也去世了。尽管如此，苏轼仍没逃脱新旧两党双重夹击，继续过他颠沛流离的日子
历史上曾有这样一段传闻，当司马光得知王安石的死讯时，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悲哀失去了王安石这样一个非凡对手，顿觉生命再也没有了激情和斗志。然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一番神操作，把一代文豪，书画家，历史伟人的苏东坡弄懵了，被贬的经历，人民的疾苦，让他彻悟什么叫活着的意义。在王安石，司马光相继离世不久，苏东坡就在西湖修了三潭映月，足见他的心灵天地，如此宽广与聪慧。亦如他的戏言：“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可见东坡先生对自己人生跌宕，对子女寄言，渴望风平浪静。其实，无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都曾是苏轼人生的贵人与导师。也许是他做人过于刚直不阿，也许他不想在这红尘和稀泥，换句话说。是源于他的真性情，不惧权贵，不向困境低头的品格所致。当神宗在位时，北宋面临着巨大社会危机，王安石变法已经成为天下大势，苏轼我行我素，不断力陈个人不同政见？司马光虽坚决反对，但处事为人非常谨慎，给自己留下了东山再起的余地，故虽身处逆境，也未遭受什么大冲击。苏轼则不识官场内“庐山真面目”，总是不计后果去“惊涛拍岸”，难怪一再成为替罪羊了…………
有人说：东坡先生诗很好，做人圆滑不够，我认为这是天性使然与可爱之处。这点，连对手也对他尊重！若重温“乌台诗案”那定罪的反诗，“竹篱茅屋趁溪科斜。春入山村处处花，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就可看出他多么地直率，与多么不识时务了。幸好，他的对手也是一代豪杰，正人君子。尽管当时的“乌台诗案”，震惊朝野，但作为对立面的王安石还是巧妙地保住了他，只是贬谪黄州匆匆结案了事。经过一次次打击，苏轼终于明白，人生是要讲究策略的，冲动从来不是立身之本。为此后来他在写千古文章《水调歌头》时 ，非常巧妙地拍了拍当朝皇帝马屁，传说那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让神宗帝看了心生怜惜，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纵观，东坡先生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之人。王安石变法时，他思考丰收的情况下，老百姓为什么交不起租子仍要逃荒的怪象。王安石的下台后，他没否定一切。甚至对司马光的一系列不理智举动，提出了心中质疑，所以又走上了一贬再贬的流放之路，将好不容易回家机遇，瞬息泡汤。难怪他在杭州，修建西湖景观时，把一口大缸倒扣西湖，只露出水面三个脚，倒映蓝天白云，尽享鸟语花香，成了今日名胜《三潭印月》
其实，王安石、苏轼、司马光都是同一类人，不甘沉寂，都想在历史上呼风唤雨，造势与借势，去实现心中的理想。他们的过人知识，和深远的思辨，尤其是东坡，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无论王安石变法，还是司马光砸了新法，以及苏东坡屡屡遭殃，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当苏轼看破人生后，觉得应放下心中的“压力山大”，与其纠结不能实现的心愿，倒不如依偎西湖消遣，释放心头阴云万千。苏东坡去世前二个月，曾对自己功过是非盖棺论定，“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这样，一代伟人，落幕了！只留下惊艳时空的诗词，还有西湖中的苏堤与那代表心中理想的三潭印月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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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佐臣，笔名尘缘，1953年出生，上海籍。散文作家，自由诗人，诗评，旅游与美食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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