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登平

《母亲，就是这片土地》

        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从我记事起，她在我心目中就非常崇高、圣洁。时至今日，我已到了耳顺之年，母亲在我心目中的崇高与圣洁仍丝毫未减，尽管母亲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

        母亲解放前出生于江淮丘陵上的一个农户家庭。由于贫困，母亲兄弟5人中，有2个夭折，一个妹妹抱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作为姐姐，她对唯一的弟弟、我的舅舅十分疼爱。看到别人的孩子上学，舅舅也想去，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舅舅不敢开口。母亲拉着舅舅，反复向外公恳求。外公终于同意舅舅上学。为了供舅舅读书，母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纺纱织布，纺织江淮一带妇女梳头时戴在头上的网子，再托人捎到镇上去卖，换点零钱给舅舅。只有舅舅知道，为了供他上学，母亲付出了怎样的辛劳。母亲去世时，50多岁的舅舅和我们兄妹一样失声痛哭。

         母亲23岁那年，嫁到离家100多里外皖西的一个小山村。母亲先后养育了我们兄妹6人。由于父亲在外，很少顾得上家，一家子的生活重担几乎全部落在了母亲肩上。母亲身高不到1．60米，但栽秧割稻，挑水担草，庄稼地里的一应农活都靠她做。最难的是秋收季节分粮食、稻草、地瓜秧什么的，全靠肩挑人扛。那丘陵地带的路全都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有的田埂窄得连对面来人都走不过去，遇到天阴下雨，一脚下去陷得老深。母亲就用那单薄的身躯，在如此难走的路上，不断地为我们挑回粮食，挑回柴草，挑回全家的希望。待我十五六岁时，放学回家路上遇到队里分东西，就要和母亲一起去。母亲不让，我执拗要去。母亲无奈，自己挑一担，让我挑半担。母亲怕我累着，扁担一上肩，就飞快地往前走，走一条田埂远，再折回来接我。我们母子俩就这样一段一段地挪。有一年大旱，自留地的地瓜苗栽不上。晚上，母亲带着我和大弟弟挑水栽地瓜苗。水塘离地有半里多路，母亲用两副水桶换着挑，先挑来一担水让我和大弟弟边浇边栽苗，她再挑另一担。自留地中间有一段坟地，弟弟和我都有一点怕。母亲挑着水，老远老远就气喘吁吁地喊我和弟弟的名字。我们便忙着大声回答。一时间，夜空里回荡的净是我们母子焦灼的呼应。

         隆冬，母亲常在灯下为我们缝补衣衫。南方阴冷，家里又无多余的钱燃一盆炭火。缩在被子里的我们，见母亲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呵呵手，寻些热气，就催母亲休息。母亲只是答应，待我们一觉醒来，母亲仍在忽闪忽闪的煤油灯下飞针走线，仍是一会儿呵呵手，呵呵手。盛夏，忙碌一天之后，母亲总要在自家门前的空地上，洒点水，把地扫干净，摆上竹床，或者铺上凉席，安顿好我们兄妹，再面对满天的星星，给我们讲她那总也讲不完的故事。那时，我便想，母亲的故事真多啊，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少年过去了，许多往事皆随岁月的流逝而淡忘，可母亲在冬天的夜晚一边呵着手，一边缝补衣服的神情；夏天，一边摇着蒲扇为我们拍打蚊子，一边讲着动人故事的情景，闭上眼睛，便涌现在我的眼前。

         母亲为人善良，在邻里和我们家族中有口皆碑。父亲兄弟3人，母亲嫁给父亲后，和我大婶、二婶相处甚好，没听说她们因为什么事闹矛盾红过脸。分家时，叔叔婶子坚持把最好的4间房分给我父母。1960年，一把大火把大伯家的房子给烧了。父母合计，大伯家人多，便买了2间简易草房搬了进去，把原分得的4间房让给了大伯家。直到现在，那4间房仍是大伯家的孩子住。母亲人缘极好，村子里，有谁家夫妻吵架，有谁家婆媳怄气都愿意请母亲去劝说；谁家的儿子、姑娘大了，该成家了，也请她当月老，母亲也乐此不疲。父亲工作的油坊，有3个工人是孤儿。逢年过节，他们3个就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客。有一次，母亲给父亲做了条裤子，看到3人中的小张冬天仅穿一条单裤冻得瑟瑟发抖，就送给小张了。为了给他们3人娶媳妇成家，母亲不知托过多少人。母亲去世时，他们3人和我们兄妹一起为母亲守灵。送葬时，既无讣告，也未声张，但方圆十里八乡的许多乡亲都来为母亲送行。

        1970年，18岁的我和15岁的大弟弟同时从各自的学校接到了应征入伍的通知书，我俩高兴极了。高兴之余，我们心中又有些不安，刚刚能为母亲分担点家庭生活的担子，我们却要同时飞走了，母亲能同意吗？谁想，没等我们告诉母亲，她已听说了。那几天，她带我们走亲戚，别四邻，乐得脸上像绽开了一朵花。在我们去县里集合的前一晚，母亲和父亲整夜未睡，为我们煮鸡蛋，整行装。直到鸡叫两遍，我突然醒来，只见母亲仍在油灯下给我和弟弟赶做鞋垫。我睡意全无，望着灯光下两鬓斑白的母亲，深深体会到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蕴意。第二天一大早，母亲送我们到村头，双手搂过我们兄弟俩，在每人额头上亲一下。然后母亲从蓝布大襟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两个小红纸包，递给我和弟弟。我们打开一看，纸包里包着6元钱，我很清楚，当时家中还欠着生产队近400元的超支款，母亲给我们每人6元钱实在不容易啊。母亲嘱咐我们到了部队再困难也要好好干，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们走出近一里地时，回头望去，寒风中，母亲仍站在村口的高坡上，不停地挥手。

      母亲是那样地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热爱子女，可生活却带给她那么多磨难。她原本就体弱多病，后来又患子宫肌瘤做了大手术，由于术后营养跟不上，身体非常虚弱。对这一切，母亲都瞒着我们当兵的兄弟俩，封封家信报平安。只是几次信中，母亲都提出希望有机会到山东部队去一趟，看看我们仅相隔不到百里的兄弟俩。1980年春节前，我接到妻子的电报，说母亲小便带血已近2个月。我火速赶回家中，安排母亲住进了医院。病理化验结果无情地告诉我们，母亲患的是左肾上腺癌。除夕之夜，我陪在刚刚做了手术的母亲的床头，病房外万家灯火，鞭炮齐鸣。母亲说过年了，应该喝点酒。我买来红葡萄酒，妻子送来两样菜，正要举杯时，母亲让我去找护士要点盐水棉球给她擦擦牙。擦完，母亲缓缓地说，儿子，让妈妈亲亲你。我急忙将脸贴到母亲的脸上。

        部队知道了母亲的病情，允许我续几天假，但母亲不让。她说，手术也做了，你又不是医生，在家里也不能治病，还是按时回去吧！我不是那个病（指癌症），你别担心。我知道，母亲暗地里一直在向医生护士打听她还能有多少日子。

返队前一天晚上，我陪母亲回到家中。刚进家门，她就对我大妹说，你大哥爱吃鸡肝，杀只鸡给他做点鸡肝汤。鸡肝汤做好了，我说，妈，你喝一碗吧。母亲说，给你做的，你喝。母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吃，脸上浮现出慈母所特有的满足和欣慰。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我喝了那碗鸡肝汤。从那以后，无论什么山珍海味，都没有母亲让我喝的那碗鸡肝汤味美可口。

第二天天刚亮，我要走了。母亲让我坐到她床前，抚摸着我的手说，你胃不好，比较瘦，不要老是熬夜，买些点心放着，夜里饿时吃点。在母亲眼里，儿子总是长不大的孩子。停了会儿她又说，你小弟快考高中了，我要能看到他考上大学就好了，说着眼角挂上了晶莹的泪花。当兵离家的10年中，我探过几次家，她老人家流泪，这还是第一次。

        医生说，母亲最多能维持6个月，然而母亲的病情好好坏坏，奇迹般地维持了3年多。1984年9月17日，我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与大弟同车往家中赶。在火车上，我俩极少说话，但心里都希望母亲能闯过这一关。

        一进村口，我们便看见了家门口飘动的白幡。我心里一颤，急忙奔跑起来。跨进熟悉的低矮草房的小门，迎面便是一具冰冷的棺木。我扑在棺木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起来。我执意要家人启开棺木，再次将脸贴在母亲脸上，我要让母亲像往常一样，再次亲我。我任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洒在母亲的面颊，洒在她的灵柩上。我诅咒老天爷竟如此不公平，让母亲才56岁就离开她温暖的家和魂牵梦绕的儿女。作为长子，连母亲想去部队看看两个儿子的心愿都未能实现，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母亲故去的日子里，我经常拿出母亲坐在自家院子、背后是泥土垒成的围墙的照片。这是我最珍贵的纪念，每次端详，我都能感受到强烈的母爱，仿佛又听到了母亲那极平凡的一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母亲离开我们后，我们兄妹相约一起为她扫过一次墓。面对母亲的坟墓，我久久站立着。正是仲春时节，满山遍野，油菜花摇动着金色的波浪，飘散着阵阵清香。耀眼的金光中，我看见母亲颤巍巍地朝我们走来。母亲说，你们都大了，都能撑起一片天地了。我迎上几步，刚要唤出声来，却发现是自己的幻觉，眼前仍是一片金黄，阵阵清香。我在心里说，这金黄，这清香是土地给的。母亲就安眠在这片土地中，母亲就是这片土地。

         时至今日，每每想起母亲，心中自然升腾起一种信念：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兵。这是母亲留给我的一辈子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