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乡愁
——往事琐忆之2
文/唐为跃
我上小学的时候，不像现在抓得紧，星期六、星期日放假，寒暑假放假，麦收时放夏忙假，秋收时放秋忙假。每逢放假，我们总是去生产队里干农活，名曰“支农”。
记得十四五岁那年夏季，去田里放渣。那时化肥紧张，以农家肥为主，稻草加河泥塘成草粪，春天翻它几遍，夏季挑进麦茬田，就让我们这些小孩子用手均匀地撒开，时称“放渣”。
除了放渣，就是放水样子。妇女们栽秧必须要做到行行逼直，棵棵均匀，事先就必须用细绳子按尺寸为她们放好样子。顺便多说一句：提到栽秧，有几个人不得不提，像我舅母时根女，我姐唐为香，我二嫂查永平，另还有周扣凤、何英等人栽的秧那才真叫一个直、一个匀、一个快。放样子是有讲究的，站在田埂上一看，要一眼望到头，尺寸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就达不到要求。凡是来我们农技站参观的干群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令我们心里暗暗地高兴。种田如绣花，秧苗栽得既直又匀，除了给人视觉上的美观，还会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放秋忙假的时候，我到生产队里上工（干农活），带晚工打脱粒，搬把时一手一个是拿手好戏。那时条件虽然艰苦，吃的十分简单，红烧萝卜、青菜汤，稍有点油面便是美味，一顿一斤米饭不费事就下肚了。
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我们除了搬把、放渣、放样子等农活外，还被派到圩田放鹅、放鸭子。
记得那年暑假，我跟周永信到圩田放鸭，放鸭师傅周永林，他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经常跟我们讲抗美援朝的战斗故事。他身体不好，有肺结核病，我们年龄小不知道害怕，照样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屋子里休息。
有一天晚上天气突变，眼看一场大雷雨就要到来，这时从川青董潭方向游来的一大趟鸭子，突然闯进了我们圩田的鸭棚子，跟我们生产队就要出卖的几百只鸭子混杂在了一起。这还了得，人家要赶鸭子走，我们不放，这么多鸭子会被人家带走，怎么好向生产队交待，急得要命，万般无奈之下，永林师傅就叫我回家报信，这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我硬着头皮朝家赶，顺着苏沟大圩一路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雨水泪水混在了一起，到家里喊开门，爸妈吓一大跳，妈妈说：“乖乖，你是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雨，你不怕吗？有什么事吗？”我流着泪报告了上述情况，天麻麻亮又随父亲和杨春才队长到圩田跟人家交涉，最后一只鸭子没少，总算维护了集体的利益。
唉，我不说，至今又有谁记得这件事呢，恐怕周永信还记得吧。
放鸭子除了辛苦，还有乐趣，可以尽情呼吸新鲜空气，吃到无公害食品，那时大河里由公家投放了大量的螃蟹苗，到秋天螃蟹成熟，吃螃蟹一分钱都不要花，下雨后，荡滩中螃蟹洞里螃蟹很多，我们就去捉，有时一天捉二三十斤带回家给家人吃。记得有一次螃蟹捉多了，就到川青董潭水产站去卖，一角七分钱一斤，五十斤卖了八块五角钱，打了几斤肉美餐一顿，那个猪肉真叫一个香啊，也许是自己的劳动果倍感珍贵吧。
别看我们生产队的晩辈们都很有出息，也可以追溯到上一代的文化素养。70岁以上的大都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以读几年私塾为主，但其中嵇寿宏、时长海、陈仁富等就是老三届学生，遗憾的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没有伯乐发现他们，重用他们，在我的潜意识里，一个人想出人投地，恐怕要有贵人相帮，否则你纵有天大的才华也只是空悲切。
我们生产队有人对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情有独钟，颇有研究。闲暇之余，饭后茶余，就根据本生产队的人物对照《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确定谁是刘、关、张，谁是周瑜、曹操、诸葛亮，谁是黄忠、黄盖、赵云、马岱，谁是鲁肃、蒋干，谁是吕布、貂蝉。现在细想起来，虽是笑谈，但帽子底下这个人还真有点像，不能不说这就是智慧。也许这些智慧传给下一代，下一代才有今天的成就，这也许就是古语“要得发财子孙调后台”吧。
文革期间各村都要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八大样板戏风靡一时，我们孩子唯一的精神食粮就是欣赏样板戏，至今对样板戏中台词唱腔还记得不少呢，有时下意识地哼唱起来，这也许就是幼学如漆吧。文革期间我们生产队单独组建宣传队，曾排演过淮剧《接过哥哥的枪》，经常到公社大会堂汇报演出，受到观众的好评，那场面、那气势令人难以忘怀。
写下这些，并非本人一时冲动，头脑发热，也绝不是为了标榜自己，只是想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写下来，让年轻人知道我们生产队曾有过这么多的能人，这么多的趣闻，这么辉煌的历史，从而增加爱家人、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愿看过此文的人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活出个样子来，以告慰先人的在天之灵。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我更信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也许，人老了总喜欢怀旧，怀旧就会有“啰嗦之嫌”，可我也顾不上什么嫌与不嫌的了。
那年，那月，那乡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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