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上午九点左右，我们中药研究所二十几个家属娃儿，在锣鼓喧天的热闹氛围中，在亲人的泪流满面下，在全所职工，家属的欢送下，跨上了所里的大卡车，向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大竹出发了！

我们坐的车是所里拉货的大卡车。车厢里二十几个知青中，只有四个女生。四个女生中除了我，其他三个在车上哭成泪人似的。我在心里在嘀咕：“有啥哭事哟？！”

真的，我当天在家里亲人的送别下，拿着行礼就稀里糊涂上了车，没有掉一滴眼泪。

按照当时“上山下乡”的政策规定，其实我是可以不去农村的。我们家三兄妹，哥哥、姐姐都下过乡，哥哥参加工作也没能回到重庆，而是在他下乡的达县（现在的达州市）；我姐姐也刚从农村推荐到重庆药剂学校读书。因为姐姐读这个书是属于毕业后还要再分配的，不一定能留在重庆父母身边。所以我们父母就算身边无子女，我可以留下来，不强制下乡的。

但是我父亲当时是中药研究所药理室的党支部书记，他的任务就是要说服和动员药理室的适合下乡条件的职工的子女上山下乡。我作为他的女儿，怎么能在这件事情上拖他的后腿呢？当时我还留有一个幼稚的私心：心想，我如果下乡去了，一年半以后姐姐从药剂校毕业后，就能留在父母亲身边工作了。后来实践证明，这个想法确实幼稚可笑！（后话再聊。）

在达县工作的哥哥听说我自己要求到农村去，急得给单位请了事假，和嫂子一道赶回家来。哥哥整天在我耳边灌输：“你一个女娃儿，不要下乡了，我和你姐姐都下过乡，农村不是你想像的那么好，不是宣传中那样的!”

嫂子也在一旁不时附和着：

“鱼儿，农村可不是你想像的那样美好哦！到了农村一切都要自己自理，没有贫下中农晚上来给你盖铺盖的……”

哥哥天天说，嫂子时时劝。妈妈爸爸都不说话，哥哥逼急了，妈妈就说一句：“看鱼儿自己决定吧。”

哥哥开导了我几天，看看没什么成效，他请的假也到期了，就留下嫂子当他的代言人，自己一个人回达县了。

哥哥走后，嫂子又劝了几次，看到拗不过他们这个犟脾气的妹妹，她就不开腔了。默默地帮助妈妈帮我收拾行装。我自己也兴致颇高的报名，下户口，做好了一切下乡的准备。

父亲没有阻止我去农村，也没说过一句支持我下乡的话。当我报了名，下了户口那天，晚上在饭桌上当着妈妈和嫂子，我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我看到他是一个很复杂的表情。父亲那天晚上没有吃饭，丢下筷子，转过身去抬手向脸，似乎有泪从父亲眼角里流出。

但是我当时真的没读懂。

我是完全自愿下乡的，离开家的时候我没哭，也没有要哭的感觉，看到她们和几个男生哭，我真的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心里在嘀咕：有啥值得哭的？

大卡车一路风尘拉着我们跑。还没出重庆城，包括我在内的几个知青就胃中翻腾，有人忍不住在车上就吐了。坐在靠前位置的人就拍车厢，送我们的带队干部沙伯伯和司机苏叔叔见状后马上停下车来。沙伯伯和苏叔叔到车厢来查看情况。当苏叔叔不后车挡板放下的一瞬间，我跳下车厢，一溜烟的跑向路边，翻江倒海地把妈妈清晨给煮的爱心早餐留在了重庆的土地上。

再上车时，已是二十分钟后。大卡车继续前行，再没有人哭了。在大卡车的摇摇晃晃中，我也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就听到一声喊：

“下车，吃饭了！”

惊醒后的我，随着一车人下了车，四处一看，这是那里呀？在饭桌上才从饭店老板的口中得知，这是大竹县城了。

吃完中饭，带队的沙伯伯给我们说，大竹县城离我们要下乡的清溪公社还有三十多公里。所以大家休息一下就上车，还要继续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