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社会从上到下都纪念好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一个遍地好人的良好社会；相反，当一个社会从上到下不管好坏而纪念名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坏人当道的邪恶社会。在这方面，政府的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政府如渠，百姓如水。渠怎么设，水怎么流。不论一个社会的老百姓怎么看待政府，但是在道德问题上永远跟着政府走。政府崇尚什么，百姓就崇尚什么。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人类社会之所以要不断地更换政府，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维护社会道德的向上发展，避免社会跟着官员和富人的道德堕落而不断堕落。

    所以毛主席一生只纪念好人，从来不纪念名人。一个来华参加抗战的外国医生白求恩死了，毛主席写了《纪念白求恩》；一个同时入伍的战友都当了军长而仍然心甘情愿默默烧炭的张思德死了，毛主席写了纪念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一个坚贞不屈的15岁农家女孩被国民党残忍杀害了，毛主席写了纪念刘胡兰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一个普通战士雷锋死了，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

    可以说，中国人由一群只会蘸人血馒头吃的冷漠麻木的行尸走肉，很快就变成了“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高尚群体，就是人民领袖毛主席坚持只纪念好人而不是纪念名人的结果。这是古往今来除了毛主席够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到的一点。以往历朝历代提倡的学习楷模大都是圣贤，只有毛主席提倡大家学习的，是普普通通的好人，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好人好事，而不是像具有特殊禀赋和罕见才能的名人圣贤那样，是老百姓根本就学不了更是做不到的。

    正是因为白求恩、张思德、刘胡兰、雷锋这些普普通通好人的事迹，都是普通老百姓能够学习和做到的，所以才能够对每一个人产生影响，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让全体社会成员——无论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人——全都能够达到那种成为一个真正人的崇高境界，那种佛家讲的“得道成佛”的境界，使整个社会人人尽是尧舜，处处皆为净土，每个人都能够摆脱兽类社会的丛林法则的支配，真正能够享受到属于人的幸福，能够感受到人的生活，度过真正人的一生，而不是单纯感官享受的动物一生。

    虽然毛主席提倡纪念的这些好人好事都是每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到的，而不需要各类精英的特殊禀赋和才能，但对于那些不属于一般老百姓、不是一般劳动者的各类精英却很难做到。之所以难以做到，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心灵问题，是心灵的私字造成的。佛魔之间的差别，其实就是一念之间的差别，这个瞬间一念就是私心杂念。就是这个瞬间的私心杂念，决定了人们是佛还是魔，是好人还是坏人。能够跨越这个私字的就是佛是好人；不能跨越这个私字的就是魔是坏人。

    而那些背负着巨大名利的官员富豪名流学者，往往私字会比一般老百姓更重，这就决定了他们比一般老百姓更难成佛，更难达到人的精神境界。会树立了这个价值观，就会让那些社会精英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当作是“成佛之路”，而不再在劳动人民面前具有特殊优越感，如此以来，才能形成劳动人民是主人翁的心灵环境和社会环境，才能摆脱精英至上的精神枷锁，真正能够实现每个社会成员之间的人人平等。

    毛主席之所以要建立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坚持让官员和知识分子参加劳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与人民群众在情感上打成一片，就是因为毛主席看到了当时包括中苏两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只是解决了老百姓在经济上的平等地位，并没有解决以往剥削社会遗留下来的精英政治的社会不平等。虽然毛主席和马克思一样要知道这种由分工造成的阶级差别，绝非是所有制改变以及一两场政治革命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不发动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来树立起这个道理，社会主义社会就最理直气壮地走上以往数千年来精英统治的老路。

    可见毛主席完全知道通过一两场文革这样的大众政治运动，不可能解决精英政治的问题，而只是要为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开辟一条道路。所以毛主席才讲文革是一场嗯政治大演习。演习什么？就是演习将来具备了条件后如何消灭这种精英政治。如果当时因为不具备条件就不进行这场政治大演习，那么人们就会把这种精英政治以及由此而轮回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当作社会主义来坚持。所以毛主席才宁可冒着自己被“摔得粉碎”的风险，在明明知道官员“赞成的是少数，反对的是多数”的情况下，仍然发动了震撼世界、开创历史的大众民主运动。

    好在人民最讲良心，最讲义气，最讲道理，最为深刻，最为明白，深深懂得毛主席这样做是为了他们，深深懂得那种“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时代，那种遍地是雷锋的时代，才是最符合老百姓利益的时代，才是真正能够推动人类文明向上发展的时代，才是能够彻底消灭“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个人类社会最后的兽性痕迹的时代。所以人民群众才一直顶着各种压力纪念毛泽东。这种纪念就其本质来讲，实际上是在怀念和追索他们失去的权力，失去的地位，失去的伊甸园。